▲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这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正是顾忌这位此处名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儿，我之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四十载岁月尘封了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经老了，即使这些事实公之于众，也不会像以往我们还年轻时那样对他人造成伤害了。
不过，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这里发表一篇可以说纯属细枝末节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个人经历，令人惊恐失魂，但是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个人经历，从来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地。那又怎样呢？
在疑惑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埃尔韦·勒马松和扬·安德烈亚阅读。他们认为应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我描写了拉比耶，描写了他通过履行惩罚职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着仅仅凭借这种多数情况下替代伦理、哲学和道德的惩罚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这样的惩罚并非只在警察局里才发生。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讷监狱接待大厅。我来给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这时，警报骤响。德国人关上了门，把我们独自留在接待厅里。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成群的飞机盘旋在巴黎上空，轰鸣声震耳欲聋。我听到有人对我低声但却很清晰地说：“他们今天早上六点登陆了。”我转身一看，是个年轻人。我小声叫道：“这不可能。别散布假消息。”年轻人说：“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年轻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报停止了。德国人疏散了接待厅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刚踏上雷恩街街头，就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我周围所有的脸都像疯子一样互相看着，面带微笑。我拦住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搁置。我往弗雷讷监狱白跑了好几趟。于是我决定通过柳林街争取一张包裹许可证。我的一个女友是情报部的秘书，她帮我以她的上级之名给基弗医生（福煦大街）打电话，以便得到获取许可证的证明信。人们传她过去了。基弗医生的秘书接待了她，告诉她到柳林街老楼，找五楼的415E4办公室。证明信只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几天。队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长。我们不是等着直接进入德国警局里面，而是等着轮到我们进去的机会。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许可证办公室的秘书那里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医生证明信的事情。我必须先到415办公室去见某位埃尔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尔曼先生不在。隔壁办公室的女秘书给了我一张字条，允许我第二天早上再来。这一次埃尔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诺曼底登陆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溃败的情绪在德国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证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秘书。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费二十多个小时辛苦等待换来的进展。我上前叫住一个路过走廊的高大男人，请求他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通行证延期到晚上。他让我向他出示证件。我递给他。他说：“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对我说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对我丈夫进行第一次审讯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处化名皮埃尔·拉比耶，是一名盖世太保。
“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妻子。”
“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案子，您知道”
我没有向皮埃尔·拉比耶提出任何问题。他显得彬彬有礼。亲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证以后，他告诉我埃尔曼明天会来。
第二天，我为了包裹许可证的事情来找埃尔曼，这时我又见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着，他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位脸色极其苍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状态，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冲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嘴角仍然挂着微笑。
“这么说，您一直在等着？”
我说这没什么。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里就像一座真正的兵营而且桌子上还摆着一张地图事情相当严重。”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我是否认识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说我不大认识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说我写作，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我说他知道这些，我的丈夫告诉过他。他说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时候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他笑了一下，他连这两本小说也都一齐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问了。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实话，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许可证，因为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还是有可能在德国预审官对犯人进行审讯的时候，通过预审官本人把包裹带进去。
他说的德国预审官就是埃尔曼，这个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谈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议的办法。他说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但是他会负责把包裹转交给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过来。走出埃尔曼的办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着宽慰我：我的丈夫不会被枪决，“虽然发现了那份企图炸毁德国军事设施的地图，它和两本小说一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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