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个普遍事实，战争的必然结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实。他是念着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会念着别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实为生的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处。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轻人。我如今只有敌人。天晚了，我该回去等电话。他那边现在也是晚上。壕沟里越来越暗，他的嘴现在隐入黑暗之中了。红色的太阳在巴黎上空缓缓落下。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这是本世纪的大事件。纳粹德国被摧毁了。他也被摧毁了，是在壕沟里。一切都结束了。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像石头一样，又瘦又干。壕沟的一侧是艺术桥上的栏杆、塞纳河。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壕沟的右侧。一片黑暗将它们与壕沟相隔。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再属于我，除了壕沟里的这具死尸。夜晚是红色的。这是世界的末日。我无依无靠而死。简单自然地死亡。我将结束生命。这对我无所谓，什么时候死我都无所谓。了此一生，我再见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会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样。”我会巧妙地使D认为我虽生犹死，以后，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对他就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该回去了。D在等我。“没有消息？”“没有。”他不再问我身体如何，不再说你好。他只说：“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我走过去坐在电话机旁边，坐在长沙发上。我沉默着。D坐立不安。他不注视我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一个星期来他就在撒谎。我对他说：“给我说点什么吧。”他不再说我精神失常，不再说我不该让大家心神不安。现在他很勉强地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别人那样回来。”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时候面部绷得很紧。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会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他就待在那里。他打开了客厅的灯，他待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吃饭。
D坐得离我远远的。我望着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点。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冲我笑笑，但这不是真的。上个星期他还靠近我，拉着我的手说：“罗贝尔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现在我知道他在考虑也许不抱希望为好。有时我说：“对不起。”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怎么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说：“集中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犯人，盟军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能指望有消息呢？”过了很久，我让D向我发誓罗贝尔一定会回来。于是，D发誓说罗贝尔一定会从集中营回来。
我去厨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里，前额靠着桌沿，闭上眼睛。D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煤气的响声。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他死了。十五个夜晚，十五个白昼，尸体抛在壕沟里，脚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阳光和胜利的队伍扬起的灰尘。他的手是张开的，他的每一只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熟悉这双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们。我叫了起来。客厅里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D走过来。我肩上感到有一双温柔而镇静的手，它们把我的头从桌上扶起来。我靠在D身上，说道：“真可怕。”“我知道，”D说。“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说，“振作起来，我们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拥抱给人以宽慰，有时会让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内，空气不再令人窒息。我们坐下来吃饭。马上我就想吐。这是他吃不到的面包，他因吃不到而饿死。我希望D离开。我需要空间来承受磨难。D走了。我脚下的房间摇摇晃晃。我关了灯，走进卧室。我走得很慢，为的是争取时间，别让脑子里的东西翻腾。如果不加注意，我就会失眠。如果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情况会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边，在阴暗的壕沟里，挨着死去的他。
四月。
我去奥赛接待站，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创办的报纸《自由人》寻人部设立在那里。人家反驳说我这个寻人部不是官办的。调查总局已经在此落足，它不愿意向任何人让位。最初，我借用假证件、假许可证悄悄地安顿下来。我们因而收集到许多有关战俘营的转移运送情况，并发表在《自由人》上。还有不少个人的讯息：“转告某某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个同志和我被赶出来。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这里，这不可能。这里只接受德国战俘营秘书处的人。”我反驳说我们的读者是七万五千名战俘和集中营犯人的家属。“很遗憾，不过按照规定，这里不能设立任何非官方机构。”我说我们的报纸与众不同，它是唯一发行战俘名单专刊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和我说话的是弗雷讷部长属下负责遣返战俘的高级军官。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情里透着冷淡和焦虑。他彬彬有礼地说：“很遗憾。”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我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儿？”“我要想办法待在这里。”我试图挤进满满一走廊的战俘群里去。高级军官指着战俘们对我说：“您请便，不过要多加小心，他们还没有消过毒。不管怎样，如果您今晚还在这里，我将非常遗憾地请您出去。”我们找到了一张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