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
《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夏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娜，大卫》，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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