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尔斯泰底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底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底思想，与中国圣贤底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底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底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底民族（约于一八九〇年左右）。托尔斯泰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底执著，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底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青的Jokai，Didaitschoo-lu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底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爱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底无聊的书。
更为坚实更为真诚的——但与托氏真正的思想距离很远的——是这些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一九〇四年九月致书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复书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恶战争，同时亦痛恶社会主义。
可是无论如何，托尔斯泰底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彻底垦植了。一九〇八年，正值他八秩诞辰，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底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给予日本底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间据加藤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独日本的基督徒为然，即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发生了佛教刷新底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已成法统，是外界底律令。那时起它才具有内心的性质。“宗教意识”从此成为一个时髦名辞。当然，这“自我”底觉醒并非是全无危险的。它在许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达和牺牲与博爱精神全然相反的终局，——如引人入于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甚至自杀：这易于震动的民族，在他热情底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之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地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底教义。以一般情形言，可说日本底心灵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着托尔斯泰底人格的感应。即在今日，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发行一种每期七十面底颇有意义而浸淫甚深的月刊。
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爱的模范，是年青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参加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集，一九〇六年初，他自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等不得收到复信，便搭了最近期出口的船去访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七月中他到了伊阿斯拿耶，住了五天，托尔斯泰以父辈底慈爱接待他，他回到日本，这一星期底回忆与老人底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终生不能忘怀。
他在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洁白的心倾诉着：
“在别后七百三十日与距离一万里底雾氛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
“现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乡间，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刈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底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阢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个人在这情境中只能提笔弄文，亦是太可怜了！……”
这个日本青年，在他的卑微纯朴幸福的生活状态上，在他的人生底智慧与勤劳的工作上，较诸参与祝寿文集的一切托氏底信徒都更能实现托氏底理想，而触及托氏底内心。
俄罗斯帝国底回教徒共有二百万人，故托尔斯泰在他俄国人底地位上，颇有认识他们的机会。而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九〇一年前，这种通信尚属少见。是年春天，托尔斯泰底被除教籍与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服了他们。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不啻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底嘱言。俄罗斯底Baschkirs人，印度底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底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底宣言，使他们“快乐至于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底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弟兄”，竭力使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名叫Chazrat Mirza Gulam Achmed）方在Kaschmir觅得耶稣底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复活》底谎言；他并且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坟墓底照相，和这所谓新救世主底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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