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王畿土地上，苏氏别庄是显赫的，也是孤独的，无异于鹤立鸡群，如何不令国人眼热叹羡？在启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苏氏兄弟鲜衣怒马地奔驰在初绿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国人啧啧侧目？但闻马蹄声中，洛阳国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随风飘来：
“四弟，张兄此来，却是何意？”
“我如何晓得？这要二哥说。”
“休要多问，回去自然知晓。”
说话之间，三骑骏马已经消失在绿色摇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摇摇头，一声深重的叹息：“世风若此，国将不国了。”躬耕垄上的农人们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一番，无可奈何地开始了默默劳作。
苏氏别庄的主人叫苏亢，论原本身份，却也平常得很，一个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人而已。那时候，生意人分为两类，行商坐贾——行走四方采购货物者叫“商”，坐地开店零售货物者叫“贾”。这苏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体里流淌着殷商部族驾牛车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们却远远没有上层贵族那么多仇恨与忧戚，依然是一辆牛车走天下，过着传统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礼法严格，市易皆由官营，不许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却有罕见的冷静，一则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则也觉得商人周流四方财货，对民生国计有好处，也就对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官营市易之外继续做商人，并没有一刀硬砍，强迫商人变为耕耘的农人。这一宽松果然见效，醉心于财货积累的商人们一心奔走谋利，大大削弱了殷商贵族的根基力量。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能一举平息殷商贵族与管叔、蔡叔的叛乱，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来，不能说与殷商庶民根基的流失没有关联。
苏氏一门在“管蔡之乱”前就在洛阳定居了下来。那时候，洛阳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堡，仅仅因为是拱卫镐京东部的屏障而颇有名声。谁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 时，礼法规定：居住在洛阳城内的国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苏氏作为“商人”，本当迁出洛阳。当时的苏氏族长冒死求见周平王，陈述苏氏居住洛阳三百多年，早已成为“国人”，不当迁出。周平王为安定人心，破例下诏：凡在洛阳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为“国人”。
苏氏族长犯难请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苏氏一门名声大振，成为“新国人”的望族。但几百年下来，苏氏一门的“行商”生计却没有发达起来，依旧是个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苏亢做了族长，继承了祖业，天下已经是大争之世的战国了。
这苏亢聪颖智慧，非但通达商道，使家业重新振兴，而且知书达理，与天下名士交往颇多。久为商旅，苏亢周游天下见多识广，深感洛阳国人的活法简直与活棺材无异，与天下大势相去甚远。他很想变个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独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来。第一步，他在洛阳城外私下买了一家“国人”荒芜的百亩弃地，盖了一座小院子做别居。半年之后，洛阳官署无人过问他的“私相易田”之罪。苏亢的胆子大了起来，也看到了王室官署无暇治民，便找那些无力耕耘荒田的“国人”私下商议，将他们井田中的“私田”一块一块地买了下来。十几年工夫，他逐步买下的“荒田”竟达两千多亩。
买田之后，不愁耕耘。每逢收种，苏亢便“买工”——付钱给住在郊野的隶农，教他们帮自己耕种收获。洛阳王畿的隶农是“国隶”，也就是官府奴隶，只归官府管辖派工。王室整天战战兢兢地防备战火，对奴隶的管束松弛得几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隶农，谁还来整天督导你耕作？于是苏亢有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加上他厚待隶农工钱多，隶农为苏庄做工便特别踊跃。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苏家就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苏庄不断扩大，苏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阳城外拥有丰厚田业的国人。
但是，这些还并不是苏亢的最终谋划。他的大志在于改换门庭，使苏氏家族从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成为士大夫贵族世家。虽说商人在战国之世已经不再公然被人蔑视，但在官署与世人眼里，却终究是言利小人。苏亢在自己的经商交往中，对这种身份差别有痛彻心肺的体察。一介商贾，别说与高车驷马的王公显贵有霄壤之别，即便是清贫士子与寻常国人农夫，也常常不屑与商人为伍，更不说结交了。
有一年，苏亢到魏国安邑采购丝绸，不知哪条沟渠没有渗到，安邑官市竟要驱逐他这个洛阳商人。苏亢愤而争执，闹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决。公叔痤官声颇好，苏亢对丞相裁决满怀厚望。谁知进得府中，那个官市小吏气昂昂进去了，苏亢却被府吏挡在院中等候，严令不许走动窥视。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苏亢整整站了一个时辰，浑身冻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风处站立，更不要说到客厅取暖。那时候，他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暗暗对天发誓，一定要教儿子入仕做官，永远不要做这种“富而贱”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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