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口袋里装着在组织部办的县委工作证，这是保平安的最硬证件，心里并不着急，慢条斯理地道：“你看我们这样子像偷东西的吗？这个黑乎乎的厂子，有什么东西值得偷？”
嘶哑声音平常经常骂工厂，可是侯卫东瞧不起厂子，他就特别生气，斥责道：“年轻人怎么这样说话？你别小瞧了这个厂子，效益好的时候，我们每月都要发好几百的工资，这些机器设备虽然开不动了，卖废铁也值几个钱。”
另一个人拿着电筒将侯卫东从上到下全部照了一遍，道：“他穿皮鞋和白衬衣，不是偷废铁的。”
侯卫东心道：“祝焱晚上到厂里来，肯定是另有深意。这种情况下得到的材料最真实，我来引他们说真话。”于是故意问道：“我以前在沙州学院读书，来过这里。我印象中这个厂子很红火啊，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此话引出了一阵骂声：“厂里那些当官的黑了良心，天天胡吃海喝，每个月伙食费都是十来万，还天天小车接小车送。”
“就是，就是，当官的嘴巴里面一头猪，屁股下面一幢楼。”
这句话没头没脑，侯卫东却听得明白，一头猪是指当官的吃得多，一幢楼是指当官的屁股下坐的小车。这些工人或许不了解市场和经营，但是他们对直观的现象看得很清楚。
“你们有几个厂领导，几辆小车？”
“一个厂长，两个副厂长，三个人都有小车，最差的都是桑塔纳，这几个厂领导屁股下是工人们的血汗钱。”另一个工人说得文雅一些。他又道，“工人们医药费都报不了，前几天老刘得病了，他老婆去求财务，五十多岁的人，就差给那几个小丫头下跪了。我在财务干了十六年，一脚被踢开了。现在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都在厂里有借条，如果把私人占用的资金全部还上，厂里就有流动资金了。”
嘶哑声音用很气愤的声音道：“说这些有什么用？听说厂子准备卖给日本人，到时候我们就成了日本人的奴隶。”他使劲摇了摇门，大门铁锁就发出哗哗的响声。又粗鲁地骂道，“我们还在护厂，护个鸡巴！让厂里的人来偷，总算还有几个钱在自己的手里。”他对侯卫东挥挥手道，“跟你们说这些没有用，你们快走，厂区没有路灯，小心被人抢了。”
上了车，祝焱自语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下决心，土产公司这类事情永远也杜绝不了。”
侯卫东没有听明白祝焱的下决心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什么样的决心。
第二天早上，侯卫东正和任林渡抢着做清洁，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接了电话，他连忙快步到了祝焱办公室。
此时，季海洋已站在祝焱桌前。祝焱将一份文件递给季海洋，道：“你让审计、财政和纪委各来一位副职，到小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你来主持，具体任务是由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规模不要大，三四个人就行，以日常审计的名义进入益杨土产公司，结果随时报给我。”
季海洋跟在祝焱身边的时间长，明白他的意图，行动很迅速，开会以后，检查组当天就进驻了益杨土产公司。
在益杨土产公司办公室里，厂长易中岭把腿跷在桌上，旁边站着一胖一瘦两位副厂长。瘦厂长杨卫革向来是易中岭的智囊，此时有些着急，道：“老大，审计局的人快来了，你发个话。”
益杨土产公司与益杨铜杆茹罐头厂其实是一家人，但是大家习惯于称呼易中岭为易厂长，只有走出了益杨县，为了符合通行惯例，大家才称呼易中岭为易总。而易中岭的手下则称呼其为老大或是老板。
易中岭翻了翻眼皮，不以为然地道：“枉你还是见过世面的人，审计局的人哪年不来几次？他们不过是例行检查。”
杨卫革满脸麻子都在颤动，道：“以前检查都是半年、年终的例行审计，从来没有在现在这个时候进行审计的。县里传来风声，想要改制，据说是要把厂子卖给日本人，这次审计恐怕是别有用心。”
胖厂长以前是厂里的保卫科长，人胖脾气急，道：“合资是假的，他们是要端我们哥俩的饭碗。厂里有四分之一的老头是北方人，是以前小日本侵略时逃难过来的，我们稍稍发动一下，这些北方老头就要跳起来，搞个屁合资！”
易中岭伸手弹了弹烟灰，道：“先不管合资的事情，把审计组弄走了再说。”他举起香烟，指了指杨卫革，道，“这事就交给你办，天天给我陪好了。”
审计组由四人组成，组长是审计局副局长张浩天，名字听起来很有气派，人长得却很袖珍，只有一米五八左右，从背影看，就如初中生模样。其他三人是组员：审计局干部李峰，财政局干部赵北方，监察局干部孔正友。
审计组四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于当天下午到了益杨土产公司。副厂长杨卫革接到了审计局的书面通知，早就在门外候着。
“张局长，你现在可是见了外，至少三个月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杨卫革热情地将长安车门拉开，站在车门外，抱着拳，很江湖地道，“各位领导，欢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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