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埋头吃饭，和母亲也没太多的话，只是听她东家长，李家短的扯了几句。快吃完的时候，她忽然道：“秀妍，这周六有空吗？”
我一愣，直觉告诉我她老人家一定又物色了新主儿了。
果然，她继续道：“那天碰见冯阿姨，她说她女儿单位有个小伙子不错，刚30岁，博士呢。人也稳重，父母都是老师……”
“博士我们公司一大堆呢，海归也有，”我及时打断她，“这种事看缘分，急不来的。”
“你不去看，怎么知道有无缘分？”母亲的脸沉下来，可我并不害怕，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不是真急了，也不会这样堪堪相逼，心总是向着我的，即使我跟父亲的关系僵成那样。
“妈，相信你女儿，左不过这两年，一定把自己给嫁了，总行了吧。”我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其实心里也没底，哄哄她再说啦，省得老是相煎太急的样子。
母亲不理我，我知道她心里是松动了。
“也就是我，换成你爸试试。准又得揍你。”
我嘻嘻一笑，“我爸现在不理我也有个好处，就是彻底不管我了，我不知道有多自在呢。”
想了想，对母亲道：“你别说，这周六我还真有事，温静从英国回来了，约我见面呢！”
母亲抬了下眼，她的神情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我能感觉出来，那是一点歉疚，其实完全不必要。
温静的爸爸和我爸原来同在一个国营大厂，我父亲的职位还在他父亲之上，后来改革开放盛行，厂里的情况越来越差，当时流行个人承包，以父亲的资质和实力，是完全可以拿下的，只是他和母亲都是胆小谨慎之人，不肯担风险。最后厂被温静的爸爸盘了去，做成了私营企业，且越来越壮大，现如今，完全是一副企业家的派头。
而父亲没几年就面临下岗分流等尴尬问题，从此隐没乡间，这也是他为什么脾气越来越坏的原因。
母亲也一直耿耿于怀，人总是这样，如果没机会倒也心安，可是明明机会就在眼前，却硬是错失了，那才是一辈子懊悔不已的事。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和温静的友谊，她比我小两岁，我们从穿开裆裤就玩在一起，后来虽然她离我越来越远，甚至去了海外，我们从未断过联系，从书信到电邮，零零总总的整理起来，都能出本《尤利西斯》了。
“这次回来还走么？”母亲问，她其实也挺喜欢温静的，乖巧的女孩，长得也顺眼，待她如自己的小女儿一样。
“不会了，说是回来扎根的。你看，我们这代人还是爱国的吧。”我边吞着汤边说。
“哎，那钟家的阿海呢？不是一起去的英国嘛？这次也回来吗？”母亲的记性就是好。或者说她对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子总是比较关注。
钟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钟瞿的儿子。以前看贴在墙上的枪毙通告，一个血红的大勾，下面是法院院长的署名，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难免令人心生畏惧。
其实二十年前，钟瞿也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我们三家同住在市郊的老新村，三个孩子打打闹闹的从小玩到大，只是后来，各家境遇不同，温家和钟家逐渐欣旺，先后搬离，只剩了我们还在老地方住着，希冀着拆迁来改善居住条件。我很早就懂得，各人各福，强求不来，倒是告诉我这句话的父母，始终没想通似的郁闷着。
“应该一起回来的罢，他们恋爱都谈了这么多年了，这次回来，肯定要办喜事。”我若无其事的说，巧妙的断了母亲的那点心思。
母亲脸上稍稍一黯，随即恢复了正常。
我心满意足的撂下碗筷，哼着歌进房间去了。
关上房门，整个人才彻底放松下来。什么时候，连跟自己妈说话都象演戏一样了，想想长大真是悲哀。
坐在书桌前，托着面颊，视线投向窗外，脑子里空空如也。
良久，左手不听使唤的顺着桌子的抽屉一个个摸下去，准确的打开倒数第二个，从最深处掏出一个饼干罐，缓缓的打开，是乱七八糟的明信片。
在罐子的最底层，我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捻出来一沓用回形针别好的纸，大大小小极不规整。
一张张的翻看。
“秀妍，明天早上八点三刻有个电话会议，记得提醒我。”
“秀妍，请将这些文件存档。”
“秀妍，我今晚八点走，去广州。”
……
零零碎碎好几十张，都是我偷偷收集的，多数写的英文，他的中文字有点可笑，没有棱角的，大概是写惯了英文的缘故。
落款处的“卫黎军”三字如非解释，旁人决计读不准的。那样正气的三个字，他竟能花里胡梢的签成一只蝴蝶的样子。他的字是圆滑的。有人说，字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错。
“老大，我喜欢你。”那是我的声音，颤颤的，有丝紧张，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笨拙。
“……对不起，我不明白。”他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好像我是在跟他说一份文件要签字似的，可眼里的亮光在一点点的收敛起来。
其实已经明白，这样的回答，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婉转，一样令我心碎。
我岂是他的对手，坐振江湖十余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虽然当时落魄，可应付我这样的角色连翻掌的力气都可以省了。
“啪”的一声，我死死关上盖子，简直想把那些字都闷死在里面。
心里倒是不再刺痛，是一种钝钝的麻木，毕竟快三年过去了。
唯有难堪常留心间。
那种难堪，象一把砍骨刀，不锋利，却有锯齿，来回的搓拉，最后把自信的风骨硬是给磨断了，我从此不再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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