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学校的上课时间是九点到十点半；接下去是做礼拜的时间。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总是自愿留下来，另外一个也留下来——理由更充足。教堂的没有垫子的高背长椅上可以坐三百来人；教堂只是一座普通的小建筑，有一个松木板的护树箱当作尖顶。在门口，汤姆故意落后了一步，走近一个穿着礼拜日服装的同伴：
“嗨，比利，带着黄票子吗？”
“带着。”
“拿什么可以跟你换？”
“你有什么呢？”
“一根甘草和一个鱼钩。”
“让我看看。”
汤姆把东西亮了出来。比利觉得满意，交换成功。然后汤姆用两颗白色的大弹子换了三张红票子，其他一些小玩意儿换了两张蓝票子。他拦截了其他的进来的男孩子，换了各种颜色的票子。十五分钟后，他随着一大群穿得干干净净、闹闹嚷嚷的男孩女孩走进教堂，走向自己的位子，跟第一个走到他身边的男孩子吵了起来。一个面色严肃，上了年纪的教师出来干涉；然后把背转过去一会儿，汤姆趁机拉了旁边长椅上一个男孩的头发，等那男孩转过身来时，只见汤姆一本正经地看着书呢；不一会儿，他又用大头针戳了另一个男孩，就是为了听他喊一声“啊哟！”结果又受到老师的呵斥。汤姆全班的人都是一个类型——不安生，吵闹，爱惹麻烦。轮到背课文时，没一个能背全，而是需要不断地提醒。然而，他们总能应付过去，得到各自的奖品——一些小小的蓝票子，每张上面写着一段圣经；背出两段课文可以换一张蓝票子。十张蓝票子等于一张红票子，可以交换；十张红票子等于一张黄票子；十张黄票子就可以从校长那里换一本装订很普通的《圣经》（在那年头价值四十美分）。就算是为了一本多雷的插图本《圣经》，我的读者当中又有多少人会那么费心费力地去记住两千句课文呢？但是玛丽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获得了两本《圣经》——这可是两年的坚韧努力换来的——一个德国人家的孩子获得了四五本。有一次他一口气背出了三千句；但是他的神经官能太紧张了，从那以后起他只比一个傻瓜好一点儿——学校里的一个倒霉蛋，每逢重大场合，在客人面前，校长（照汤姆的说法）总要让这个孩子出来“展示”一番。只有年龄较大的学生才想办法保存他们的票子并且坚持这种单调乏味的努力，直到获得一本《圣经》，所以向学生们颁发这些奖品就成了一种难得一见的盛况；获得成功的学生在那一天自然很风光，很令人瞩目，彼时彼刻每一个学子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新的雄心壮志，而这种雄心壮志通常会保持一两个星期。汤姆的精神之胃也许并不真正渴望获得这样一个奖品，但是就他整个人而言，毫无疑问，他很久以来一直渴望这样的荣耀以及伴随这种荣耀而来的风光。
规定的时候一到，校长站在讲坛前，手里拿着一本合着的赞美诗，食指插在书页之间，招呼大家集中精力。当一个主日学校的校长按惯例作简短讲话时，手里一定要拿一本赞美诗，就像在音乐会上歌手上台独唱时手里要拿乐谱一样——至于为什么，这是一个秘密：因为不管是校长还是歌手都从来不看赞美诗和乐谱。校长是个三十五岁的细长个子，留着沙色的山羊胡子和沙色的短发；他穿着一件僵硬的立领衫，上沿几乎碰到他的耳朵，而领尖成曲线向前，直逼他的嘴角——形成一个围栏，从这个围栏里只能看到正前方的东西，要想往旁边看，就得转动整个身子；他的下巴搁在一个宽领带上，那领结又宽又长，像一张钞票，两端饰有流苏；他的靴子尖翘得很高，就像雪橇的滑板，这可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小伙子们要坐着、把大脚拇趾顶着墙，耐心地、费劲地顶上几个小时，才会得到这样的效果。沃尔特斯先生是个态度非常认真的人，心地真挚诚实；对于圣物圣地他都非常崇敬，把它们与俗物俗地区分得清清楚楚，以至于在主日学校时他讲话的语音语调都很特别，与平时大不相同，而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他是这样开始的：
“听着，孩子们，我要你们尽可能坐得端正，姿势优美，把你们的精力集中一两分钟。对——就是这样。这才是好男孩和好女孩该有的样子。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朝窗外看——或许她以为我是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也许是在一棵树上给小鸟们讲话。［全场响起赞许的窃笑声。］我要告诉你们，看见这么多明亮、干净的小脸聚集在这样的地方，学习正确地做事，学做好人，我的感觉多么好。”如此这般。没有必要把演讲的其余部分都记下来。这个演讲没有什么新的花样，所以我们都很熟悉。
演讲的后三分之一受到了某些坏孩子重新开始的吵架和别的娱乐活动的干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坐立不安和窃窃私语的干扰，这些坐立不安和窃窃私语甚至波及了希德、玛丽这些孤立的、不受腐蚀的岩石的基础。但是，随着沃尔特斯的声音的减弱，所有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大家以一种突然的沉默，对沃尔特斯终于结束了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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