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爆发时，他和患病的姑妈以及他的父亲居住在红巴顿附近的一大片富庶的种植园中，他们家拥有这片种植园已有五十年了。父亲是个联邦主义者，为此受尽各式各样的迫害。不过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终于有一夜，一批蒙面的歹徒把他们的大宅子烧成了平地。这一家人不得不仓皇逃命，敌人却紧追不舍，从一处追杀到另一处。他们尝尽了贫穷、饥饿、灾祸的痛苦，抱病的姑妈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饥寒交迫和苦难要了她的命。她倒毙在旷野里，简直像一个流浪汉。大雨泼在她身上，雷声在她头上怒吼。不多久，父亲又被一支武装的队伍抓住了。任凭儿子苦求哀告，受难者却当着他的面给吊死了。
说到这里，那小伙子的眼里闪射出凶狠的光芒，像是在自言自语道：“即使他们不招收我，也没关系——我自会有办法——我自会有办法。”
宣布了父亲已被吊死之后，他们当即告诫儿子：要是二十四小时之内，还没离开这个地区，休想有他的便宜。当天晚上他爬行似地悄悄来到河岸边，在一个种植园的码头附近躲藏起来。不多久，“邓肯·F·坎纳号”停靠在码头边了。他于是泅水过去，藏身于拖在船尾的一只小艇上。黎明之前，船行驶到了货运码头，他趁机溜上了岸。他从那岬角徒步了三英里，来到了新奥尔良的好孩子街他一个叔父的家里。他的苦难算是暂告一段落。
可是他叔父同样是一个联邦主义者；过了不久，他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他于是带着小威克鲁乘上一艘帆船，逃离了那地区，没有多少天就来到了纽约。他们俩投宿在阿斯托旅馆。有那么一阵子，小威克鲁的日子过得很舒心，在百老汇来回闲逛，领略新奇的北国风光；谁知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并非有了什么好事。他的叔父起初还是高高兴兴的，如今却变得垂头丧气、心事重重了；更糟的是，他板着脸，什么都不称心意；唠叨着他的钱只有出去，却没有进账——“剩下的钱养活一个人已够呛了，何况还得养活两个人。”
终于有一天早晨，他不知去向了——没有来吃早餐。这孩子去问了管理部门，才知道叔父在上一夜结清了账单已离开了——去了波士顿，职员这样认为，但没有把握。
这孩子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还是跟踪着找他的叔父去。他来到了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那点儿可怜巴巴的钱不够他买一张去波士顿的船票，可是还够他买一张去到新伦敦。于是他上了船去那个港口，决定一切听天由命，让老天安排他度过这一段旅程。
这会儿，他在新伦敦的街头晃荡了三天三夜啦，靠人家的施舍，吃上几口什么好下肚的，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打个盹。可是挨到后来，他再也不抱什么指望了；勇气消沉了，希望破灭了。如果能收下他当上了兵，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感激涕零呀；如果他当兵不行，能不能让他充当个小鼓手呢？啊，他准会拼命地干，让人满意——他是懂得感恩图报的呀！
这就是小威克鲁的身世了，全都是他向我叙述的——只有一些细枝末节给省略了。我说道：
“我的孩子，现在你是和朋友们在一起了——你再也不用犯愁了。”真该瞧瞧他那双光彩焕发的眼睛！我把约翰·瑞本召唤来——他来自哈特福，现在还住在哈特福，也许你认识他吧——我说道：
“瑞本，领着这个孩子，安排他在军乐队的生活区食宿吧。我有心收留他充当一名小鼓手；我交托你照看他，别让他受委屈。”
作了这一番安排，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间的交往自然就此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举目无亲的小家伙仍然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我随时随地留意着，一心只想看到他神采焕发、兴高采烈。可是哪儿有这样的好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却依然故我，没有一些改变。他跟谁都不打交道，老是心神恍惚，总是一脸心事，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早晨，瑞本前来，请求我同意和他单独谈一次话。他说道：
“但愿我没有冒犯你，司令官，可眼前的真情实况是，军乐队的弟兄们人人都很气愤，看来非得有人出面说话不可了。”
“呃，出了什么事啦？”
“是威克鲁那个孩子，长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恨透了，你想象不到那厌恶的程度。”
“好吧，说下去，说下去吧。他干下了些什么呀？”
“老是在祷告，长官。”
“老是在祷告！”
“是呀，长官；有了这孩子的祷告，军乐队的弟兄们这辈子别想再过上安宁的日子了。清早一睁开眼，他就在那里祷告了；中午呢，还是在忙着祷告——晚上呢，哎哟，就像被魔鬼缠住了，一股劲地把他们折磨得好苦！想睡觉？老天保佑，他们就是睡不成觉——他掌握着发言权（就像俗话所说的）；他那祈祷的磨坊一旦开动了，就再也没法让它停下来了。首先从乐队长开始，为他祷告；接下来是对准了军号手的头儿，为他祷告；于是轮到了低音鼓手，把他也卷了进去；如此等等，整个乐队一个不漏地都给轮到了，都为他们一个个热闹了一番，他那么全心全意的关注，会让你认为他自知留在这人世的日子已为时不多了，而且认定在天堂里他不会欢乐，除非带着一个铜管乐队一同升天，所以他要为自己挑选队员，好依靠他们吹奏配得上天堂里那场面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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