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布利斯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同他清算十年里他诈骗压榨我的陈年旧账了。如今他死了已经快有二十五年了，我对于他的怨恨也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减退消失了，剩下的一些情绪，也只是对他的可怜，从心底里对他这个肮脏而又龌龊的骗子感到可怜，如果能有一把扇子将地狱之火扇得更加旺盛的话，我肯定会送他一把。
收支平衡账目将这些年来美国出版公司对我所做出的流氓行径揭露了出来，我气愤难当，站起来便高声训斥了牛顿·凯斯以及他的同谋犯—其他的那些道貌岸然而又行为猥琐的董事们一顿。
其实那个时候正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可以同出版公司将问题摊开，进行彻底解决的好机会。但是我当初显然是看不到这点的，对于机会，我一直都是等到它远离了、消失了时才能看到。现在我对出版公司的内幕已经非常清楚了，本来我是应该坚持的，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坚持要求公司付给我一笔赔偿金，这笔钱应在一直收到版税同一半利润之间的差额自公司的口袋转向我的口袋，从而令公司对我的掠夺全部勾销时为止。不过在当时我自然没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当时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当幼稚，唯一想到的就只是洁身自好，只想要早点从这个肮脏的氛围里脱离出去。我想要做的就是从公司里取回那些书，拿到别处去。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找牛顿·凯斯—就像过去那样到他家里找他—并提出了我的主张，就是将同公司签订的合同取消，公司则将书完好无损地还给我，而先前公司从我的《艰苦生涯》、《新旧杂记》、《镀金时代》①1和《汤姆·索亚》等书的盈利中诈去的钱财，则作为一种谅解，仍旧归公司所有。
对于我的这番话，凯斯先生表示异议，不过我告诉他，我的话不可能改变，还指出来，对于布利斯在1872年对我所做出的欺诈行为，他以及圣经班的其他人是知情的—做的时候是知情并且默许的。他反对我将董事会叫做圣经班。我说，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董事会在开会时就应该将以祈祷开始这样的程序停止—尤其是当董事会正准备对一个作者进行欺诈时。
我原本认为凯斯先生会对自己知情这个说法进行否认，并且表示出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进行否认：这令我坚信，我的指控是有根据的，所以就又重述了一遍，并对他那个神学院讲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我说：“你们已将七万五千块钱放入自己的口袋里了，还因此非常受夸奖，对于我的那份捐献却是提也不提—但我明明是应该有一份的。你们放入口袋的每一块钱，其中都有一部分是偷自我的口袋。”对这些话，他既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表示道歉，他是个迟钝而又没有眼力的人。
到了最后，我想将自己的合同买下来。不过他说，让董事会考虑将合同出卖，那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因为他们公司的生计，十有八九是靠我的书来维持的，如果我将书拿走的话，公司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后来有一次，一位董事，暂且不管他的名字是什么吧，告诉我说，我所说的是对的，布利斯对我进行欺诈的时候，董事会是完全知情的。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本来应该坚持同他们清算这笔账的，但我没有。我洁身自好，下定决心要从那恶臭的氛围中脱身出来，将下一本书送到了位于波士顿的詹姆斯·勒·奥斯古德，也便是过去的那个菲尔德·奥斯古德公司。我所说的那本书便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这本书由奥斯古德公司印制，我来负担费用，在征求订户后，书出版了，从我的版税中扣除了经办费用。
①在美国，约来越多的进步人士意识到，美国表面的兴旺发达无法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阴暗面，如道德败坏，犯罪增加，阶级矛盾加剧等，即美国所谓的“黄金时代”不过是镀上了一层薄金，这就是《镀金时代》的主旨。
奥斯古德是这个星球上最为亲切、甜蜜和可爱的人，但对于征订出版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通，事情也做得没头没脑，笨手笨脚。他非常善于交际，我们在一起打过很多次弹子球，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玩得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他手下的办事员为我们办事。我想，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去过问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清楚他们正在做些什么。
这本书的印刷周期特别长，我在付出最后一笔款子时，才清楚为了将这本书出版我付出的钱已经有五万六千块了。说老实话，这笔钱如果由布利斯经手的话，足够他用来造一座图书馆了。后来，又过了一年，我才收回了这五万六千块钱的成本，而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我的第一次独力经营的尝试是失败的。
奥斯古德又进行了一下尝试，他出版了《王子与贫儿》。这本书被他印得非常漂亮，不过我的所有收益却仅有一万七千块钱。
到了后来，奥斯古德认为自己通过零售便能够搞成出书的事，他自认为自己向来都有零售出版的经验，对于征订的试验一直都有些不高兴，希望能够对零售出版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下尝试。我将《被偷走的白象》给了他，这主要是一些无趣的小品文集子，我同他打赌，说在六个月之内，他推销不出去一万本。他接受了打赌，赌注是五块钱，但是后来还是他赢得了那笔钱，只不过赢得有些勉强。然而我认为，我在出版上一本书之后就没有继续弄下去，那种选择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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