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虽然菲律宾的法庭比较容易签发逮捕令，不过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会如何处理呢？我想应该不会那么轻易作决定吧？
“要是在现场发现了她的指纹也行，或者有谁亲眼见到她从现场离去，要不就是在她家地板上找到弗朗哥的血迹。当然了，得是没有添加过抗凝固剂的新鲜血迹才能说明问题。要是真的发现以上这些证据也就罢了，然而事实却不然。在这种情况下签发逮捕令，就表示法庭认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一个独臂且尚未成年的女孩能独自犯下如此重大的案子。如果你是法官，肯定不会愿意由你来批准逮捕她吧？”
“你是说，如果那个女孩没开枪，就很难逮捕她了？”
“说得对，拉莫斯先生。就算她开过枪，但只要对象不是警察，也会变成另一个故事了。也许会以和弗朗哥案子无关的名义起诉她，罪名也会轻些。不过正因为她开了枪，而且是冲着警察，事情才会变成那样。”
“对席皮特而言，这是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
“没错，她被当成了杀害弗朗哥的凶手。如果缺少上述情节中的任何一环，她都应该不至于被怀疑杀害了弗朗哥。”
“我能理解。可她为什么要开枪？如果她不是凶手的话，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一定要开枪？还是对警察。”
“这些我们以后再探讨吧。”
“等等，先生，身为一名退休的菲律宾警官，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你的分析。一个不是凶手的人，竟然开枪袭警？这无论如何我都想象不出。”
“法官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但我认为她也许真的有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
“什么理由？”
洁似乎不大愿意主动说出来，但被问到了，只好回答道：“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对她来说极其重要的人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了，不立刻赶去救助，那个人就很可能会没命了。如果她被警方当成重要嫌疑人带走，就会暂时失去自由，那个人就会死。这逼得她不得不反抗。这就是她当时的处境。”
“哦……”这位老警察似乎很诧异，说，“先生，你说得好像当时就在现场一样，对这个案子似乎知道得比我们还多。”
“旁观者清嘛。”
“你说，当时有个对她很重要的人刚好身负重伤？有这么凑巧的事吗？”老人好像故意挖苦似的干笑了几声。
“拉莫斯先生，请别忘了那天的地震，当时八打雁不是发生了空前的大地震吗？”
“哦，对了，地震！你是说，一位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在地震中受伤了，快要死了？那这个人会是谁呢？当年她的祖父还在，并且在地震中平安无事啊。”
“她的祖父是叫荷西吗？”
“是的，你知道得可真详细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些事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她祖父在日本占领时期，鼻子被日军割掉了，是吗？”
“是的。你知道的还真多。”
“他现在还活着吗？”
“早就死了。不过听说他生前经常到监狱去探望孙女。”
“哦。”
“等等，先生，你说那个人是在地震中负了重伤濒临死亡，但是据我所知，当时皮拉尔大道附近的房子虽然倒塌了几间，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受了重伤或者死去。杰森大楼这幢商住两用楼里有人受伤，但也不是很严重。受灾严重的反倒是八打雁警署，因为建筑物的年头已经久了。”
“那么，那位重伤者所在的位置也许不在皮拉尔大道附近。”
“可是，她居住的公寓及附近都没事啊。”
“可能也不在那一带。”
“那能在哪里？话说回来，这种猜测我们当初的确没想到过。但若果真如此，席皮特为什么要到杰森大楼弗朗哥的办公室去？不是应该直接去医院吗？即使她搬不动伤者，也应该火速赶往医院，告诉警方自己的朋友受了重伤才对。”
“她当然也想这么做，但在那之前，她还有一件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做的事。那件事很快就能完成，而且是救那个人必须要做的。只是，她到达现场的时候，刚巧和你们碰了个正着，还被要求跟你们一起走。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下，你们却不肯放她走，她无计可施，不得不用手中的枪对准警察射击。”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拉莫斯说：“这真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先生，实在很有趣。隔了三十年，还能从你嘴里听到这个故事，真是很有意思。不过，你的证据呢？”
“当然有了。”
“那就奇怪了。”
“奇怪？”
“当然奇怪了。首先，为什么当时席皮特手上会有那把点三八口径、留有杀死弗朗哥痕迹的S＆W手枪呢？照你刚才说的，席皮特并没有机会从凶手那里拿到这把杀死弗朗哥的手枪，不是吗？”
“嗯，所以我才认为那把枪是她在弗朗哥的办公室里捡到的。”
“捡到的？你说枪是捡到的？”拉莫斯大叫起来，接着大笑不止。
洁也笑了。
只听拉莫斯说道：“一个十九岁的女孩，通常不会去捡那种东西吧？”
“也许吧。可是，通常女孩子也不会装假肢啊。”
“装假肢？说得也对。假肢……为什么提到假肢？”
“那应该就是她当时着急要做的事。她急着到办公室取自己的假肢，并且找到了。但假肢的指尖上沾了火药，旁边还有一把枪。她感到不安，才会把假肢和枪都捡起来。这和她是不是十九岁，是不是女孩没有关系，这只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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