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白银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对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十分心仪。而大诗人屈原，正是出生在我们湖北省秭归县，是在我们家乡出生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而且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与屈原出自同一个祖先……杰出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不仅亲自翻译过屈原的许多诗歌作品，还写过一些向屈原致敬的作品。我记得她对屈原的诗歌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这样翻译的：“我上升复又坠落，朝着命运指引的方向……”有一些翻译家觉得翻译得不准确，但是我却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歌翻译，是一位诗人隔着汗漫的时空，向着另一位诗人发出的精神呼应。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屈原这两位诗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俄罗斯与中国湖北省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史上最美丽的一个篇章。
安娜·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类似中国绝句的短诗，只有两行，也曾经深深感动过我。她是这样写的：“别人对我的赞美，我把它们弃如炉灰；而你即使对我诋毁，我也看作是赞美！”这里表达的，应该是诗人受尽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苦难之后，对俄罗斯母亲的态度与感情。这种感情，使这一代人无论处在怎样的艰难、困苦、迷惘之中，都永不低头，永不绝望，永远不会熄灭心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心灵之火。他们沉重的脚步，踏过了俄罗斯母亲深厚的雪地，从苦难的生活现实，一直迈向明天。就像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恋人、妻子们，那么从容坚定地踏上漫长的弗拉基米尔的大路，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原一样。
白银时代另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在艰难的岁月里写信鼓励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说：“不管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它如何苦痛，有时甚至使人害怕，人有权无忧无虑地按照自己从儿时即开始的、理解的、心爱的方向去工作，只聆听自己并相信自己。”而后者，最终也坚信，父辈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把最赤诚的爱，聚集在自己善良、智慧的手心里，用自己的呼吸和劳动，使他们有了永久的生命。当读到这样的故事和情节时，我仿佛看见了站在大海边的普希金，跋涉在草原上的屠格涅夫，徘徊在伏尔加河畔的列宾，还有耕耘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列夫·托尔斯泰……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精神和灵魂。因为拥有了这样一种博大、辽阔、深沉的精神，拥有了这样一个高贵不屈、永不绝望的灵魂，诗人勃洛克才坚信：严寒、苦难、屈辱，甚至分裂，都不能压倒俄罗斯，俄罗斯注定会从严寒和苦难中新生，新生出一个强健的、伟大的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一个善于铭记苦难的民族。十八年前，我第一次来俄罗斯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爱国先烈纪念碑，年轻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结婚仪式，不是大摆酒席，而是到烈士墓、纪念碑旁献上鲜花，拍下珍贵的结婚照。在迈向新生活之际，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让自己洁白的婚纱和鲜艳的花束，与烈士墓旁的长明灯相映生辉，这是多么圣洁和感人的场景！据说，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一代代青年的传统习俗。我想，如此美好和感人的习俗，不正是源自一代代血脉相传的、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吗？俄罗斯伟大的情怀，不也正体现在今天这样一些生活细节中吗？
朋友们，非常惭愧，我不懂俄语，对于同样博大、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知道得非常有限。我从少年时代直到目前所阅读的所有俄罗斯文学、哲学、艺术史和历史著作，都拜俄语翻译家所赐。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近代以来，自鲁迅先生那一代人开始，就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俄语文学翻译家。有的翻译家几乎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某一位他所服膺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例如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草婴先生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冯春先生翻译普希金，等等。
我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创作诗歌时，就接受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苏联时期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等诗人的影响。我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十年的时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其中给予了我直接的文学影响的作品，就包括普希金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些伟大的作品，在艺术化地处理历史大事件、大变革与主人公命运的沉浮关系等方面，曾经给我带来过许多启示和思考，给过我直接和丰富的文学滋养。
如果说，诗人普希金教会了我如何抒情，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教会了我如何艺术化地处理历史题材，那么，另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则是我创作散文的又一位宗师。他的《猎人笔记》，特别是《白净草原》等不朽名篇，是我至今仍然时常重读且甘之如饴的文学杰作。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朋友们讲过，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热爱者，而且怀着一种如同诗人莱蒙托夫所说的，“奇异和复杂的爱情”，甚至也如诗人叶赛宁所言，“连俄罗斯故乡的恸哭我都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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