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楚国，从今天的地理看来，中心是在湖北。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当年楚国的疆域，就是今天的中部地区。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都是楚国的，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苏徐州的一部分。楚国当时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定的环境，导致这一区域产出的人才都有一种非常硬朗强健的风格，所以说荆楚出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天才更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像我写过的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像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都是这一类天才。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以诗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真是同学少年，神采飞扬。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他的诗句，雄健的诗句，天才的诗句。他给自己定位：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共产党人的事业的确是前无古人的。这就是楚文化刚烈到极致的表现。
我们再说说吴越。当长江流过巴蜀与荆楚之后，那些刻在滟滪堆上、刻在荆江大堤上的噩梦般的记忆，一进入江苏之后，都化作了桨声灯影。中国南方的母亲河在她的下游如此柔顺，两岸的土地都变得那么温和，那么充满诗意。所以说吴越尽得东南地利，很少有天灾。在历史上，它一直是中国的膏腴之地，真正的鱼米之乡。正由于这样，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少为生计犯愁，财富蓄积得多，生活必然精致，人也会变得优雅。所以，吴越地区自唐宋之后，一直到今天，总是人才辈出。这里的人才大都是治世之才，精于理财、治国。天才和鬼才不可复制，但人才却是可以培养的。在吴越这种纸醉金迷之地，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温婉的故事，比如“梁祝”这样凄婉的爱情。爱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吴越这片土地上，爱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像“梁祝”那样生死相依，在巴蜀的表现就是卓文君的大胆私奔。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有一方的表现形式。
以上三种文化风雷激荡，交相辉映，一起构成了长江文化的灿烂。这种灿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作为长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楚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荆江这一段。长江冲出夔门流入武汉之前的这一段，俗称荆江。荆江是因荆山而得名。荆山就是楚国的发祥地。春秋早期，楚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侯国，它封闭在荒山野岭之中，就是今天神农架下的鄂西北这一带，叫荆山山脉。楚国八百年的根基，就是从荆山开始的，后人称它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只有数千人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在荆山上生息繁衍。他们披着兽皮，穿着极为简陋的衣服，制作粗劣的陶器，谁会想到他们最后会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我刚才看到，大厅里安放着一只安阳市政府赠送的大鼎，是复制的春秋早期的作品，这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杰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随州还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其制造技术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我不由得赞叹，伟大的楚国先民，经过几百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个落后卑微的部落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霸主，成为唯一能够与秦文化抗争的南方文化的代表。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过吴越，击败过巴蜀，但杀伐并不是目的，楚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当一个部落或民族知识层次比较低，而又有一种急于扩张和壮大自己的雄心时，那么这个部落、这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存在于“网罗天下之才尽为己用”，这种宽广的胸襟，在楚人最早的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一尊精美的青铜器——鹿角立鹤，荆州博物馆藏有一尊精美的漆木器——虎座鸟架鼓。前者是一只修长的立鹤，却长着一双吉祥的鹿角；后者是卧虎上站着两只鸟，形成一只圆弧的鼓架。可以说，此二者都是楚国艺术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飞翔之灵——鸟，以优美的线条构图，愉悦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形艺术，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可最早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楚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艺术和非常贵族气，这种“贵族气”会把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优雅，非常精致。但是，在用战争来给历史定义的时代，优雅的贵族往往不堪一击。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鹤无法抵挡秦国的金戈铁马，最终产生了灭国的悲剧。楚国因为发展文化而灿烂，也因为发展艺术而最终丧失了英雄的称号。所以说，当我们的生活用战争来定义的时候，成熟的楚文化没有显示出它的伟大；当我们的生活以和谐与发展来定义的时候，远古的楚文化的优势便会明显体现。因为它不是一个战争的文化，而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一个灵性高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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