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
最近上映的美国大片《2012》，里面有三个地方展现了美国的价值观：第一，美国总统面对自己的人民，他在灭顶之灾来临前选择留下；第二，在危亡的时候拯救人类和灾难的，一定是普通人，而这个普通人毫无疑问是救世的英雄；第三，美国现在的忧患，是整个人类的忧患，它已经超越了民族与国家这个层面，进入更高层次。这部影片虽然是一个娱乐片，但宣扬了美国精神。事实上，美国好莱坞大片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宣传美国精神。我们的娱乐影视剧，像《还珠格格》，像最近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宣扬的是什么呢？打情骂俏与帝王崇拜，庸俗与恶搞，这里头哪能看到一点中国精神？我们总是说作家体现社会的良知，那么良知在现在这些娱乐片中得到了体现吗？在商业化大潮与信仰危机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的文学艺术，一方面热热闹闹，一方面冷冷清清。像前几年超女选拔，李宇春一夜成名。这件事让我联想起北宋灭亡前京城的局势。金兵入侵开封之后，北方的贵族大量南逃。有一个贵族逃到杭州后，很感慨地做了一个总结，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这是说当时的开封城里，少男少女都崇拜歌星，开封成了全世界最奢靡的嘉年华，徽宗就是总导演。宫廷养了那么多画家，待遇比将军还要高。民间的孩子都不愿意当兵，而愿意学习歌舞和艺术。几年以后，六万大金兵，从东北出发长驱直入突破黄河，开封没有组织什么抵抗就沦陷了。那么多出色的歌唱家、舞蹈家和画家，没有一个能把国家救下来，一夜之间都当了亡国奴。所以，当超女风靡天下的时候，我想到了北宋的悲剧。难道历史的悲剧还要重演吗？出一个李宇春这样的超女很正常，也值得鼓励，但由此而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去仿效，这就有点问题了。难道我们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不晓得历史的教训吗？国家过早地进入娱乐社会，一定是不祥之兆。我们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忧患？不要让那些过分娱乐的作品误导我们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要提倡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要多出一些激励人奋发向上、引导人保持忧患的好作品。如果失去了这种主旋律，时代就会走上邪道，一旦走上了邪道，国家的命运就会改变。
文学作品应该异彩纷呈、百花齐放，但不能让时代观、价值观出现偏差。这是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我们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有历史的宏阔的眼光。一个作家也应该有这个眼光，要自觉地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文化建设的任务。我们当然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作家，但总还是应该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来承担这个责任。
三、艺术的真实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
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有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是真实的，但并没有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有的作品时代精神是强烈的，但在艺术上却得不到生动的表现。所以，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必然要考虑艺术真实与时代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访问印度时，看过一部电影《阿育王》。阿育王是一位统一了印度的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当政的时间比秦统一中国还早一点点。阿育王统一印度之后，就皈依了佛教。这部电影就是围绕他的故事而创作拍摄的。电影画面很美，歌舞很美，故事很曲折，阿育王的爱情也很动人。王妃是一个酋长的女儿，很漂亮。他们由仇人变成情人。看过之后，我说我很喜欢，令人心荡神驰。可是一位印度作家却对我说：“《阿育王》就是拍给你们外国人看的，我们对它是不满意的。它没有遵循历史，是按照好莱坞模式套的，王妃也不是这样卖弄风骚的。”这位作家的激烈态度令我吃惊，引起了我对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思考。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外国人叫好，中国人却不买账，甚至是骂声一片。可是，为什么美国的大片，美国人说好，全世界的观众也很欣赏呢？同美国大片相比，我们过分强调生活的真实，而没有通过艺术的真实来宣扬普世的价值观。普世的价值观有永恒的一面，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作家能够准确地把握其分寸就可以说是把握了时代精神。文学作品不可自恋，更不能偏执。什么作品有普世价值？艺术真实的落脚点在什么位置？这个没有公式，永远没有公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写作与阅读中悟出一些道理，一个作家的阅历与修养达不到某种高度，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达到艺术真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像《高老头》与《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的写作动机很简单，就是写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和最坏的父亲，这是出版商给巴尔扎克出的命题作文。但巴尔扎克丰富的阅历与高超的创作才华，让这两个简单的命题得到了升华，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画卷。所以说，我们坚持主旋律写作，不是为具体的政策写作，为政治任务写作，而是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为忧患而写作。一个作家对文学不要有太多功利目的，好的作品都是坐在冷板凳上写出来的。作家最好的位置就是冷板凳。但心肠不能冷，心肠一冷，就会万念俱灰，就会与世浮沉，这样就不能将作品写得闪闪发光，写得很灿烂。
喜欢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随笔集）请大家收藏：(m.75zw.com)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生活随笔集）起舞中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