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属于史鉴的内容。张居正说，我不打算用他。张居正认为，清廉、清正是好官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张居正的观点是，好官必须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朝廷放心。他说海瑞在执掌一方大权的时候，地方财税急剧降低，他是真正的理想型的劫富济贫，而不是从生产力上发展。这样一来，在他管理南直隶的时候，富人都纷纷把户口转到隔壁的松江，为什么呢？怕他。他太理想主义。张居正说我现在如果重用他，势必要让他当封疆大吏，这样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数恐怕就会降低，而国家的财税恐怕就会流失。如果安排他一个闲职，别人又会骂我张居正不重用清官，如此之下，我倒是觉得干脆让他在家待着保住他的清名。
我在我的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做出了我自己的评判与分析，没有附和吴晗先生的观点。我的观念来自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看了不少与海瑞、张居正同时的一些名人的笔记文章，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自李贽。他是晚明的思想家，跟海瑞、张居正是同代人。李贽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是：张居正是千古宰相，国家栋梁；海瑞是万年青草。青草是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圣洁的，但绝对当不了栋梁。李贽作为一个狂人，当时就有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应该说，《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影响很大，我并不是有意和吴晗先生唱反调，而是凭借自己独立的评判和思考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史鉴。
第三个史胆，一个作家对某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阿附权贵，这就是史胆。当时我在写《张居正》的时候，觉得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就是循吏和清流。清流就是坐而论道，你让他具体去干任何一件事，他办不成，但说起来头头是道。循吏是什么人呢？就是小平同志说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可能在有些问题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想着该怎么做成。我知道按照当今的一些标准，这一个观点，它可能同一些流行的哲学家、文化人的观念有冲突。但是从历史上看，清流误国的事不少，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过于清流，缺乏政治家的变通。
我们不要守在某一个观念里面，佛家的说法叫“勿执”。比如说我要保持我的崇高，一个人一味地崇高，做好人可以，做政治家不行，做企业家也不行，做文学家也不行。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人，绝对成就不了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在写清流与循吏的时候，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万历五年（1577），就是夺情事件。按明朝规定，父母双亲去世，官员一律都要免职，回家守孝三年。如果不回家，皇帝留他继续做官，这就叫夺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万历皇帝不让他回家守孝，要留他在朝廷里面继续从政，执掌朝纲。此时的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若离开，必然会人亡政息，所以权衡之下，张居正也愿意留下。试想一下，改革正在攻坚阶段，怎能撂挑子回家去蹲茅棚三年？万历皇帝不敢冒这个风险，张居正自己也不肯冒这个风险。
但是，当时朝廷中的清流官员对张居正的夺情不给予支持，而是借此大加挞伐，指责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守孝。一时间，朝廷内外豪强外戚与清流官员结为联盟，形成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在这种局势下，张居正断然使出霹雳手段，把反对他的清流，全部施以重刑或流放。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牵扯到人的时候，某一个人可能就是悲剧。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悲剧，而阻碍我们整个改革的事业。万历五年（1577）到万历八年（1580）这三年，张居正如果回去守孝，改革肯定就失败了。恰恰就是在这三年，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万历时期的吏治与财政的基础。
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清流，我并没有把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感情带到历史小说中。我通过冷静的分析，认为清流的坐而论道是没有办法推进改革的。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历史学者。
再说历史小说题材的选择。《张居正》获奖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张居正？刚才王鲁湘先生也这样问我。我说我永远要选取历史上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信奉的历史观，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辉煌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晦涩的一面。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绝不会恶意地把我们民族过去的那些脓疮挑出来给读者看，而是会选择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些闪亮的记忆展示给读者。我们可以写黑暗，但展览脓疮无疑是病态的表现。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这是我写历史小说的第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由此我想到前几年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帝王将相泛滥，可多半是漫画化的、脸谱化的。我认为产生这个的原因，第一是这个作家的创作心态，还不是很成熟。第二是这个作家对他所写的这段历史缺乏敬畏感。历史小说家首先要对历史有敬畏，你不要说人都死了，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是到四十五岁以后才知道手中笔的轻重和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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