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到了1979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拜访一位乡村中学老师。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迎面来了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农妇。我和那位乡村老师上山，农妇下山。我无意间抬头看了农妇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记得那是8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热，可是那位农妇的眼神却非常冷，冷得让人心里发寒。农妇走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着她的背影走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她的眼神怎么这么冷？”那位姓王的中学老师说：“她是我们村的，她这又是去告状了！”我问：“她告什么状呢？”他说：“她的丈夫被大队民兵连的连长打死了，有冤申不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申不了呢？”王老师详细讲述了整件事情。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的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有一天，他请了一天假回家拿咸菜。回家后，他看到家里什么都没有，连柴都没有一根。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于是上山帮他们砍柴，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结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县里集中数万民工修水库，由于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为制止这类事件，各个大队经常会抓一些典型来批斗。这叫“杀鸡给猴看”。因此，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连长关起来，并组织批斗。这位民工觉得心里很憋屈，一个月没有回家，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并不是偷懒，怎么就成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敌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斗会上，和民兵连长争辩了几句。民兵连长就说：“你还狡辩，你这就是反革命！”说着就把他吊起来打。打着打着没有声音了，放下来时已经断气了。人虽然死了，可民兵连长一点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说这位民工“抗拒批斗，畏罪自杀”，通知他家里来把尸首拉回去。这个悲剧发生在1976年的冬天，“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但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中国大地上，极左势力仍肆虐横行。那位农妇在当时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后，党中央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潮流进行清算。农妇看到了希望，便开始为死去的丈夫申冤。但是，她从公社告到区里，又从区里告到县里，三级政府都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她后来又给地区、省里领导写信。她花五分钱买一张白纸，回到家裁成A4纸那么大，一张白纸可裁十六张；然后她让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冤情；再用一个鸡蛋换了邮票，寄到县里、省里。可是这些信又一封封被打回乡里，乡里又打回大队。大队干部都幸灾乐祸地说：“看，信又回来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粮都停下。”不管大队干部怎么威胁，农妇仍锲而不舍，三年如一日为丈夫鸣冤。
这位农妇不到四十岁，可是却像一个老太婆，头发枯槁，眼神呆滞。那天，我心情本来很好，但就是那位农妇的眼神把我带进了严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话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农妇犯了罪，我对王老师说：“今天晚上，你带我到她家去。”晚上我们去了两次，那个农妇都还没有回来。从那个地方到区委会有二十五里山路，她在区委会坐到天色黑尽，没有一个人理她，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走回来。见到她时已经是深夜了，王老师喊住她，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他特意来看你的。”那时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得到她的一个轮廓，只觉得她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给我的一个微笑，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微笑。我们到她家里，里面没有灯，虽然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但没有钱买煤油。她点了一片松明。借着这微弱的光亮，我看清了她。她静静地把她的冤情跟我讲了一遍。我们离开她回到老师家里的时候，我说：“王老师，今天要浪费您一点煤油，我想写诗。”他说：“你不睡觉？”我说：“不睡，我要写诗！”就这样，我写出了平生最令我激动的一首长诗，就是获奖的那一首《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在那偏僻的山村，我彻夜未眠，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写完了。二百多行诗几乎是一挥而就。早晨在老师家吃完早饭，我也是用他家五分钱一张的纸裁成现在十六开那样大，把诗抄了一遍。然后，下山到了农妇去告状的那个镇上，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把它投给了《长江文艺》。
二
这首诗到了《长江文艺》编辑部之后，在编辑部主任欣秋同志和诗歌编辑刘益善同志的推荐下，被送到了当时省文联党组书记骆文同志的手上。看过诗稿的人都觉得这首诗很好，但又觉得过于厉害。我记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假如是花神，
欺骗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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