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这部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我的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于“童子功”，在这一点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说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说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该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库。
库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小说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小说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二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的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小说，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弟，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眼。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呆在书库里，他说书库内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与紧张的阅读。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小说，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跌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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