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筑建在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巍巍峨峨，俯瞰浩荡的长江，以及武汉的百万楼台。的确有一点“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气势，与之比较，眼前这座眺望洞庭湖的岳阳楼，显得过于局促。
以洞庭湖为界，湖之北为湖北省，湖之南为湖南省，两省都属楚地，都是诞生瑰丽神奇的楚文化的摇篮。在文化精神中有许多相同之处，譬于尚武、尚奇，仕人多练达，文人多狂狷。由于地理行政的自然分割，两省民风又都从楚文化中衍生出自己的脉系。湖北多豪客，好争斗，故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称誉；而湖南人好奇、好讼，整体的荣誉感较之湖北要强，故产生了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
湖北的黄鹤楼，湖南的岳阳楼，也是两种文化的立体表现。黄鹤楼峭拔独立，豪气千云；而岳阳楼则大有儒骨数根，越老越硬的况味，与人们熟悉的潇湘夜雨的清旷之境很是吻合。
现代的中国人，只要念过初中的，大概就没有谁不知道岳阳楼的了。这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中学的课文。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篇文章的价值应该超过了岳阳楼本身。正因为如此，所以，眼前这座两层的木架檐楼，向外投射的，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严肃性。
近年来，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常常让我困扰，从国计民生考虑，迎合世界的现代潮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从民族的文化特质着想，维系传统又符合国民的心理需要。每当我漫步在深圳、海口等开放城市，既为那里欣欣向荣的繁华而激动，又为那里传统文化的变态或流失而痛苦。我深知现代城市是传统文化的毁灭者。
传统是靠家族来延续的，没有家族就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民族。
家族世世代代住在一起，有家族的墓园，有家族先人的故事。有几代人居住的老屋，有祖辈传下来的几册旧书，几件老式的家具……你看着这些，沉入对祖辈的缅想，你从绵长的历史中感到自身的位置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是，忧患意识产生了，道义产生了，爱产生了，恨产生了。西方重理，东方重情，但维护传统，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
正是怀着这么一种感情，我驱车来游岳阳楼，岳阳楼是一页历史，历史本身是一部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传统。
二
楼下大厅巨幅的木刻中堂，刻的即是范仲淹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做人的品质。范仲淹写此文章正是出于他的儒家襟抱。有趣的是，范仲淹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竟然把洞庭湖写得如此逼真。我经常对朋友们说：自然即道，人为为伪。这与古人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同一个道理。范公的文章，虽然没有脱“文以载道”的窠白，但的确不是生硬的说教。在这篇文章中，他的情感官能、思维和意欲与苍茫浑阔的洞庭湖融为了一体。正所谓丈夫气魄、云水胸怀。
接前面的话说，范公从未到过洞庭湖却把它写得活灵活现。这是一种奇特的美学现象。所谓“神游”是也。古人云：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这是博览群书的结果。同样，秀才不出屋，能游天下景。我就经常独坐书房，作这种免费的精神旅游。这样的旅游，实际上是把他已获得的各种相关的体验作用于欣赏的对象。范公没有游过洞庭湖，但他肯定游过其他一些大湖。他笔下的湖景是一种类推。当然，这种类推的功夫，显示出天才与庸才的差别。
时代发展的潮流、速度、梯度，决定了每一个人在历史给定时间的位置。历史给予范仲淹的位置，是一位悲剧意识颇浓的贬官。范仲淹是倡导改革的，在素有保守传统的中国，改革者当贬官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当同为贬官的滕子京请他写一篇《岳阳楼记》时，他欣然应命，留下一篇千古佳文。
前面说到传统，中国知识份子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就是“忧患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这些随手牵来的词句，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忧”字，为国忧、为民忧，成为了一个高强度的引力中心，吸附着代代的中国知识份子。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岳阳楼是一处自然景观，倒不如说是一处人文景观。它给予游人的不是轻松和繁华，而是凝重和质朴。
很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因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绪。虽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变成释家人格。每年挤出时间来进行佛教旅游，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诵经，把搁在心中的一个“忧”字换成一个“寂”字。但是，一来到岳阳楼这样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当一回忧国忧民的泫然之士。
说来，这还是有一种对历史的参与感。幸而我及时提醒自己，再不要充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类的角色，刚露苗头的忧愤情绪，也就很快地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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