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邓小平，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浅出，道理深刻而又语言平实，旗帜鲜明而又要言不烦，在一篇不太长的讲话中，把关于发展和改革开放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讲到了，都讲透了，都讲清楚了。
邓小平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默。邓小平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历经磨难，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使邓小平养成了幽默的性格和语言风格。
1957年1月12日，清华园里，万余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着邓小平来作报告。邓小平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邓小平这番诙谐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1962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时，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川的俗语：“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走上了健康的轨道，邓小平幽默的语言风格愈来愈强烈地流露出来。1979年访美时，到美国后的第一顿晚餐，是参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家宴。席间，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带刺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面对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微微一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在美国期间，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邓小平果断回答说：“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惊讶，他不紧不慢地说：“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当有的记者问他和卡特会谈都谈了什么时，他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引来满堂愉快的笑声。
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之一。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这部书他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1993年10月，邓小平乘坐面包车逛了一次京城。他先沿着长安街看市容，然后到了东南三环的快速路和四元立交桥，最后又看了机场高速公路。进入机场高速公路时，要交20元钱的通行费。女儿让他拿钱，他说，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虽然是逛街，他的心里还是想着小康目标，他指着机场高速公路问：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说：已经超过了。他又指着自己的烟灰色夹克衫，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车上的人回答说：您这件是名牌，也超过了。邓小平和大家都欣慰地笑了。有一年过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坐车参观杨浦大桥。当汽车驶上雄伟的杨浦大桥，放眼浦江两岸，从不作诗的邓小平喜出望外，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1986年，邓小平游罢漓江山水，人们请他题词，随同的孙子顺口说，就写到此一游吧，邓小平会心一笑，高兴地写下“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到此一游邓小平”。这样率意简洁的题词，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吧？
邓小平语言艺术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平实。邓小平文如其人，已臻至境。他讲话、写文章，决不矫揉造作，决不装腔作势，决不哗众取宠，更没有半句套话空话。他喜欢用数字说话，喜欢直截了当。1950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邓小平曾用90万、6000万和60万三个数字来概括当时的形势和任务。90万，就是把在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90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6000万，就是要组织西南地区6000多万人民群众实行土改，发展经济；60万，是说在西南的60万军队不仅要成为战斗队，还要成为工作队。邓小平有一次会见外宾时说：“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从1926年回国到1989年退休，在长达63年的岁月里，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10年。长期的军旅生涯，养成了邓小平果断、鲜明的语言风格。据部队的将领们回忆，战争年代，邓政委布置任务时的讲话，总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就像打出的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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