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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剽窃者的自白
撰文：凯文科派尔森（Kevin Kopelson）
翻译：Jacqueline Wann
在《音乐的统一性》（Von der Einheit der Musik）一书中，费鲁西奥布索尼用了将近两页探讨钢琴，标题为：敬重钢琴（Man achte das Klavier）。在极其简洁完整的笔锋下，他对钢琴的特性描述得如此清晰准确。我在不照搬的情况下，也只能写到如此。
——海因里希纽豪斯《钢琴演奏的艺术》
我引用得太多了。给我个好句子，哦不，给我个好段子，就算是普鲁斯特的也行。无论那多么烦人，我都会把它塞进我的文章里。你看我上一本书，关于讽刺作家大卫希德莉斯的。那里面不仅含有比你一生所想看见的更多的普鲁斯特，你还会碰到大量的希德莉斯——赤裸的、毫无更改的希德莉斯。
这并不是说我很懒。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不单只是因为我很懒。在希德莉斯一书中我除了引用还有很多其他的，并非光是“狂想”（用弗兰克·兰特里夏的话说）。我要分析他，要熔炼他，对他作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所说的“症候式解读”。然而，在此之外，在所有文学理论家（包括兰特里夏）都需要做到的以外，让我来引用温顿院长：
亨德尔偶尔会罕见地将他人的作曲说成是自己的，不过相对更多的时候他会利用他人的想法作为跳板创作新的曲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不可同日而语。他需要这样去做似乎有点奇怪，但这的确不是简单彻底的盗窃，而涉及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但真的有区别吗？温顿院长所提到的“创造性过程”和“简单彻底的盗窃”之间对于我来说，真的有区别吗？或者说，是在创造过程和并非那么简单的盗窃之间。又或者是，在过程与哎——“写出来！”（引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话）——抄袭之间。
答案是“没有”。我提供以下的叙述（或自白）作为解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所有这类自白都是骗人的。我在这儿引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话（一段已经不止一次被我其他文章所引用的话）：
可能从没有哪篇忏悔文在写下的同时不曾伤害其作者自甘抛下的骄傲。面对每个忏悔，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他没有坦诚什么。在他人生的某个时期（遗憾地说，往往是某个成功的时期），一个人可能突然感到他有权柄承认曾经在大学期末考试作弊过，他甚至可能选择揭露自己在二十二到二十四岁之间的性无能。然而这些英勇告白都无法让我们得知他是否在某个瞬间曾被自己的宠物仓鼠激怒，踩扁了它的脑袋。
但是，打个比方，我接下来正是要告诉你我是如何杀死我的那种仓鼠的。
这一切都始于1968年的秋天，我正在上小学四年级（PS 135，皇后区）。出于某种原因，弗勒利希太太大部分时间都在说法语，我就记得一句“Nous allons marcher ensemble”（我们会一起走）。然后她开始和工会里的所有其他人一起罢工。不再有法语了。也不再听到更多的“一起走了”。家长们在我家附近的“改革派”犹太教堂里成立了一个临时学校。（然而我们作为“保守派”犹太人，即无神论者，选择了开车去离家一英里远的另一处。想想那个在荒岛上建立了整个小镇的犹太人，他建了一个图书馆，一个澡堂，一间犹太教堂，和第二间犹太教堂。“为什么要两间呢？”最终救他的水手们问道。“哦”，他说，“我们才不去那间呢”。）
我的新老师，也是第一个男老师，是个普通男青年。一年级：伯格太太（犹太人）。二年级：多尔西太太（天主教）。第三级：所罗门太太（犹太人）。四年级：弗勒利希太太（天主教）。五年级：天主教的基顿太太。六年级：天主教的凯利太太。
我不记得那个新家伙的名字了。我甚至不记得他大致长什么样了。事实上，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某次要我们写一篇关于某个征服者的文章。我选择了埃尔南科尔特斯。可能是因为，和济慈一样，我喜欢他的名字（当然了，济慈实际指的是巴尔博亚）。我知道这份作业不管我交什么上去都是不计分的，而且X先生比我还懒得管这个可笑的情况，所以我就抄了篇百科全书上的条目给他。（不是常说学生剽窃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老师高兴，给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想要而他们写不出来的东西吗？）但问题是，这不是本普通的百科全书，我抄的也不是篇普通的条目。这套我们买房时前屋主丢下的书，已经大致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关于科尔特斯那篇就有二十页长。很显然，这篇文章不会是那种八岁小孩儿能写出来的。就算他是个早慧的，或者爱装文绉绉的八岁小孩儿。所以当作业发回时，请想象一下我的解脱、惊喜、无所谓或鄙视，当我发现我毫未掩饰的盗窃获得了一个“A”。（“做得好！”X先生评论道。当然，除非他是在讽刺我，那么他很可能根本就没读我写了什么。这个懒惰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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