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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德黑兰
撰文：斯蒂芬·格林贝特（Stephen Greenblatt）
翻译：刘庆龙
莎士比亚就是将我送入伊朗的魔毯吗？四个多世纪以来，他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和所有一切划定人类身份的界限，一直发挥着联系不同群体的重要的纽带作用。
一
2014年4月，德黑兰大学邀请我参加第一届伊朗莎士比亚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我毫不犹豫便应允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伊朗心向往之。多年以前，还在剑桥上学的时候，我偶然读到过一本书，那本书介绍了大流士、居鲁士和薛西斯时代的艺术作品，充满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的精美图片。我被这些高雅、神奇而诡秘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乘火车前往伦敦。在大英博物馆，我惊奇地发现了有凹槽的牛角形酒器、格里芬的串珠手镯、由四匹精美的金马牵着的精巧的黄金马车，以及其他难以置信的从消失的波斯世界幸存下来的珍宝。我盯着这些，站在那里忘乎所以。
那些宝物所代表的文化立刻吸引并征服了我。一个剑桥的朋友曾建议我读一本关于波斯的老游记。（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本奇书的名字和作者，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读过它，直到伟大的游记作家柯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最近又向我推荐了它——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于1937年发表的《通往奥克夏纳之路》（The Road to Oxiana）。）拜伦锐利的视角，以及对伊斯兰和伊朗古迹精彩动人的描述，使我愈发想要亲自去瞻仰这样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复杂文明。
这个愿望在20世纪中期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在暑假攒钱买一辆二手的大众车，驾车横穿波斯和阿富汗，绕过部落地区，由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下行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同学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旅行，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推迟这个计划，还告诉自己：没关系，还会有机会的。
我去参加伊朗的莎士比亚研讨会，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情形是相似的，或我们潜在的价值和信念是一致的。正如主办方热情而充满鼓励的电话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共同分享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意义深广，但这不足以弥合我们之间的不同。一个简单的例子，联名邀请我的学者中的一位曾写过《＜哈姆雷特＞中幽灵的矛盾特性》和《审美反应：读＜麦克白＞》这样的文章，也写过有关“血腥残忍的冒险主义”——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他曾写道：“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触角已逐渐伸向了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那丑恶的嘴脸上过早地挂上了得意的奸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们人数众多，到处都布满了他们的足迹和代理人”……难道那些将要迎接我的伊朗主人，那些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复杂性的学者，真的相信那些有关锡安长老会协约的荒诞故事？“华盛顿已经处于锡安主义者的掌控之下”，“华盛顿已经成为牵线木偶，其每一步决策实际上都是由锡安主义者的拉比们做出的。这些人已经打入了美国的权力和控制中心，正如波斯谚语所说：没有他们（锡安主义者）的允许，他们连喝水的权利都没有。”这是这些学者为功成名就不得已而为之的说辞，还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并不打算直接询问他本人，不过如果我这样做，他一定会像伊朗政府所做的那样，将锡安主义者和普通犹太人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别真的存在吗？诚然，他所不知道的是，十一岁的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树林里参加夏令营（Camp Tevya）时曾高唱“希望曲”（Hatikvah）。从我的作品来看，他恐怕也不得不将我视为一个犹太主义者，且经常造访以色列并在大学发表演讲，与学者进行交流。既然如此，他向我发出邀请函有何深意？
就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伊朗犹太社区领导人哈比卜·埃勒加尼安（Habib Elghanian）被当局逮捕，他因“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有紧密的联系”、“与真主的敌人保持友谊”并“对抗真主及其使者”的罪名被处以枪决。在他被处死之后，大批伊朗的犹太人向外移民，仍然留在伊朗的犹太人也意识到了“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存在联系”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此外，护照上有入境以色列记录的外国旅行者将被伊朗使领馆拒签。不过从我的情况来看，莎士比亚似乎消弭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并在那巨大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不过也许在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桥梁。由于邀请函是多人联名签署的，所以在组委会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其中可能会有强硬派的成员拒绝邀请我，这样我将永远不能参会，或是根本拿不到签证。实际情况仿佛正是如此，尽管早在四月就获得了邀请并提交了签证申请，但我未从伊朗当局方面获得任何消息。几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放弃了最后的希望。但就在11月，我计划前往德黑兰航班的前一天，我的签证被签发了。对如此漫长的延迟，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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