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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帝国下的东京都
撰文：史蒂芬·曼斯菲尔德（Stephen Mansfield）
翻译：张舒
“日本的灵魂和西方的文化”，在这样的标语的感召下，民治帝国的东京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
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颁布于1889年2月11日。它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却在社会心理上带来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对商人阶级而言，他们之前也许在经济上收获颇丰，但是这一群体的社会声望和自尊心相对较低。如今，他们从富裕却卑微的社会地位带来的羞愧中解脱出来。出生于日本桥的剧作家长谷川时雨描绘了她父亲在明治宪法公布时感受到的释然之情：“这是过往耻辱的终结，抹去了他们这些江户市民多年来背负的羞耻感。”像秽多（eta）这样的贱民群体也从悲惨的处境中获得解放。然而，这种羞耻感的影响太过深远，仅仅签署一部宪法无法将它简单抹去。
这个崭新的时代向外国列强抛出了橄榄枝，拥护者迅速聚拢在天皇身边。《日本陆路邮递时报》在1869年1月13日这一期对于这项不同寻常的形势变化做了如下评论：
（天皇是）大日本帝国近乎神一样的存在，高高在上，即使在王公贵族的眼里也无比神圣。十二月，他征求了开明贵族的意见，参考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准则，准备开始接收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驻日代表。尽管几年前的法律还规定对（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放心踏上日本“神圣”的领土了。
天皇在他为之所生的使命中找寻到自己。他的地位在新秩序中十分明确：一个神圣的统治者，体现传统道德的复兴，同时还被期待成为明治进步学说的象征，做出贤明哲学王的典范，将这个民族引领至文明世界的最前列。任何迟疑和保留在早期明治天皇的雄心和乐观中都会烟消云散。其中一个典型的振奋人心的标语是“日本的灵魂和西方的文化”，它意味着将精练的抽象学说和物质主义结成丰硕的成果。
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大多数日本人竞相追赶着，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获取西方知识和技术的行列中。他们抛弃了坚守过去或是再现过往的念头。尽管遭遇到一些困难，新的政府还是开始努力去改造东京人的行为举止和文化习惯，比如说，为避免伤害西方人的感情，禁止在公开场合裸体；禁止在街道上生火，在河里清洗脏碗碟，以及在商店前的排水沟里尿尿。日语中，尿壶和邮箱相似的写法制造了不少困惑，曾有人目睹了一行农民参观团误将邮筒当作了公共的尿壶。和此前的德川前辈一样，明治权贵不习惯于不加约束的享乐。他们谴责作家的作品不够高尚，认为作家应该放弃低级趣味的生活话题，追求更加虔诚和爱国的主题。
和封建、前现代日本相关的惯例和惩罚逐渐被废除。明治维新中废除的严酷刑罚有：木桩火刑、十字架钉刑、严刑逼供和犯人刺青。此外，公共场合也不再允许展示罪犯的头颅，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有少数外国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骇人的场景。
城市的改观
人们对西化的理解还需时日，但是诸如红砖建筑、马车和高顶礼帽这些演出道具却已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几场国家博览会之后，西方激起的潮流、时尚以及便利蓬勃发展。这些博览会在上野公园举办，它们展示了现代化的机械、精密装置和仪器。时代和展品常变常新，但是江户总有它自己专属的展览会。1757年由平贺源内组织的展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它在千代田区汤岛圣堂这座孔庙的场地上举办，展示了珍稀鸟类、贝壳和植物。江户总是善于将商业、信仰和艺术结合起来。
一幅歌川广重的版画描绘了市民新年假期在霞关的山坡上放风筝的场景。放风筝在江户的下层人士中一直很受欢迎。据说当他们将风筝高高地放飞在武士阶的头顶时，会感受到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这张版画顶部的风筝上用粗笔写着一个汉字，是负责出版这套版画系列出版商名字的第一个字，用这种方式这家公司巧妙地给自己做了广告。
在明治时期的盛况中，真正全新的是博览会的立意，它是彻彻底底现代的、城市的。在活动开始前，分发给参展商的传单郑重提示不要陈列鱼类、异国鸟类、稀缺植物或是古老的艺术作品。1877年，在上野公园举办的第一届国家工业博览会主要集中在制造、冶金、机械、农业以及园艺等领域，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以参展江户时期露天集市的思路，成功在展览中混入了一个十英尺高的糖制珍宝船。
如果说东京的早期游客会为这座城市的规模和无计划的扩张感到惊诧，他们同样会被它的安静所震撼。或许是机械的匮乏，或许是缺少马车在鹅卵石路上行走时发出的嘚嘚声，才造就了这座乡野气的城市的宁静氛围。货运车是人力的。在明治早期的那些年，东京甚至没有带轮的交通工具。偶尔能够看到载客的牛车，也仅有京都的皇室成员才能使用。市民出行一般靠步行，即便是到东海道这类长途旅行也是如此。如果能够负担得起，有些人也会骑马或坐一种叫作“日本轿”的简易轿子，它挂在一根杆子上，需要依靠轿夫的肩膀来获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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