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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随笔
一个真正日本人的中国心：实藤惠秀
撰文：谭汝谦
只有真正爱自己祖国的人，才可能爱其邻邦。这一心情，打从战时开始，直至战后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争议，都频频在实藤惠秀的身上显现。实藤氏是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实藤惠秀（1896—1985）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一个生活在“脱亚论”“暴支惩膺”“政冷经热”风行的日本，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他在近百年来中日关系极度恶劣的语境中，埋首浩瀚的故纸堆中，同时不断与中国人、留日学生和中国白话文学亲密接触，带头爬梳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检视中日两国的文字改革、国民教育、翻译、留学、出版、革命思想等具体而微的点与线，勾画在杀戮战争或“非友好”的环境中中日人民交流互助的实情，揭示未来中日和睦友好的光明前景。不过，他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华期间（1931—1945）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从心底里反对军国主义，但长期受到战时环境影响，实藤的对华思想也曾一度紊乱，执笔粉饰日本侵华政策使他后悔不已。因此，他在战后深刻反省，多次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自动返还在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积极推动中日友好，成为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亦诚心诚意协助中国人研习中日关系史实，备受国际学术界尊崇。本文旨在简要介绍实藤惠秀成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拓荒者的心路历程，并借此从侧面反映近代日本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中国观。因篇幅所限，本文对实藤众多的学术著作，只能摘要评述。
弁言
我与实藤惠秀先生初次见面是1969年春季的事了。1968年夏天，承蒙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阪仓笃义先生推荐，我去京大留学，攻读日本文学和日本历史。课余之暇阅读一些中日关系的日文著作；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实藤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以下简称《留日史》）。读完这部近600页的学术著作后，深感它不但是一部甲午战争（1894—1895）至抗日战争（1931—1945）的中日文化关系史，同时填补了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空白，于是我着手翻译。翻译了一些章节后，由于无法找到若干引用的原文，也发现原著一些汉语解读上的问题，很想认识作者，以便当面请教求证，可惜苦无机缘。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把心事告诉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岛田虔次教授。承岛田教授介绍，1968秋开始与实藤先生通信论学。那时他刚从早稻田大学荣休，可能是比较清闲，我每次去信，一两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先生总是有问必答，答必详尽，有的复函洋洋数千言。最初我用日语去信，他用汉语回信，大家都使用“敬语”，非常客气。不久，先生提议两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写信，以便更能畅所欲言，坦诚相见。他还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数甚多，但是专注于日本文化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华裔人士并不多见，因此虽然比我年长四十多岁，却乐意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当时我才20多岁，一个在学研究生，能与日本著名学者结忘年之交，当然喜出望外。1969年6月，我首次去东京拜会实藤先生，相见甚欢。令我特别惊讶的是，见面时他双手给我送上一份礼品：一支Pilot牌墨水笔，在笔杆刻上“谭汝谦先生东游纪念”字样，又在礼品纸上用毛笔写下“东游纪念”四个大字，并用日本假名签署自己的名字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
接过这份礼品后，万千思愫涌上心头，使我茫然一阵子，竟然连“谢谢”都说不出来。首先，我被称为“先生”，在十分讲究礼仪的日本是头一遭，而且是来自一位学术界的大先辈，真使我受宠若惊。对我来说，“东游”二字更有当头棒喝的作用。这两个字经常在实藤先生的著作中出现，立马提醒我一些熟悉的“东游”例子，打从1898年康梁亡命东瀛起，乃至后来赴日逃难的孙中山和章太炎、留学日本的陈独秀、鲁迅、秋瑾、蒋介石、李大钊、周恩来等，不管旅日时辛酸还是甜蜜，都被史家称作“东游”。他们“东游”回国之后，就为中国、为他们的信念鞠躬尽瘁，功载史册。想到此情此景，“东游”二字的含义就非同小可。先生无声的期待，让我惊呆了。先生还送了不少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连孤本《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惠秀文库目录》（精装）都送了给我。先生谦恭诚敬，令人感动。此后，我们鱼雁常通。那时候还未使用文字处理机或计算机邮件，信函必须手写。直到1985年1月先生逝世前两三个月，我们的通信论学都没有中断。现在保存下来的大小信函估计近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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