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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日本对世界的看法
作者：乌尔斯·马蒂亚斯·扎希曼
翻译：陶小路
中日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旦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被唤醒，他们对自己的敌人中国人的污蔑有时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然而，如果对这些战争沙文主义的表达信以为真、并把它们当成对中日关系所做的理智判断的话，就非常幼稚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仍然远远比预期要更为暧昧不明。
当然，尽管困难重重，但日本还是打败了中国这样的大陆大国，这让日本人感到十分欢欣鼓舞。报纸将此事与英国或普鲁士击败法国这些历史事件作比，并对此赞叹道，“一个四千万人的国家打败了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似乎完全不合逻辑。”此外，日本观察家很快给中国起了个新绰号“东亚病夫”，将中国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国家都被视为“世界共同的敌人”。
日本国内当时所表达的情绪并非都是对中国不利的。例如，1895年1月（当时正处战争期间），10年多前就曾预测中华帝国必定会崩溃的立宪改进党政治家尾崎由纪夫（1858—1954）在Taiyo杂志的创刊号中表示，中日两国应该在战后结成盟国（尽管两国的地位不完全平等）。此外，中国的惨状很快就第一次引起了日本人居高临下的同情。因此，1895年The Nippon宣布“我们必须加快援助中国”。文章认为，日本是一个公正而仁慈的国家，“投我以桃，报之以礼”，对别的国家的鲁莽行为则进行“劝诫”：中国是“朋友”，中国已经为自己对日本做出的无礼行为悔罪了。日本现在应该发挥它的力量帮助中国这个朋友克服它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战争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变得越弱、越是不可逆转，在中日关系中这种有关中日友谊的表达就更占主导地位。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真正实力究竟怎样这个问题仍然有些让人难以捉摸。诚然，这场战争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日本。然而虽然有些人将“三国干涉还辽”解读为中国在外交上的全面崩溃，但是至少它让中国处在了一个胜者的位置。这给人制造了一种虽然日本在战场上赢了，但是中国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补救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中国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的形象。The Nippon的联合主编三宅雪岭这样写道：
了解来自中国外交的技能！
中国的作战能力很弱，我以前也想过，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是我所不敢想的。
中国的外交能力都很强，我以前也想过，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是我所不敢想的。
“中国猪尾奴（chanchan bo-zu）非常弱”
这句话绝对是真实的，但是
“中国的李鸿章是个相当愚蠢的人”
这句话肯定是骗人的。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教他们作战的技能，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外交的技能吗？
此外，甚至有关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争议。在1897年著名的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享有广泛读者的《哈珀斯》（Harper’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0世纪的展望》的文章。他在文中预言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会爆发最后一战。马汉非但没有将中国排在亚洲各国的末尾，他认为刚刚觉醒的中国凭借其巨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比日本更大的潜力，可以展现出更强大的活力。因此，在他对“东西方最后一战”的设想中，中国和日本的地位相当。福泽谕吉也于1898年承认中国拥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并且认为中国如果有合适的人训练、指挥士兵的话，中国会有足够强大的军队。讽刺的是，他所做的设想和马汉的完全相反，他认为西方列强会利用中国的潜力建立一只庞大的军队并生产武器和军舰，对日本构成威胁。
最后，即使人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类幻想，而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穷途末路了，这从某种意义上让中国人对日本的威胁加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关中国移民的问题是围绕着“混合居住”进行的公开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约因这场战争而被废止，其结果是：中国的治外法权被废除，但根据新的日本法律，针对中国人居住和迁徙的限制仍然存在。因此，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899年，在日本的所有外国群体中是否应当只拒绝给以中国人混合居住权利的问题仍然饱受争议。原敬在他的指导性著作《新条约实施准备》中表示，1898、1899年的大多数日本人仍然坚决反对给以中国人混合居住的权利，即使在严格的限制下也不同意，他们宁愿日本没有中国人也不愿意让中国人融入进日本社会（原敬对此表示不同意）。日本人这种对中国人的恐惧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欧洲当时的反犹情绪，这种恐惧甚至因为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脆弱而加强了。1899年，德富苏峰在一篇赞美中国人的文章中称中国人身上的品质是日本人所没有的，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加上了一段预言，中国人身上所有的品质也因此都变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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