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笔国债借款并不是当场交钱，而是各省先上报预计数目，所以户部不能即刻就提款拨用。为了找到更直接、更可靠的财源，总理衙门在年底又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托汇丰银行借款库平银1000万两。不到三个月之后，再次托汇丰借款3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300万镑约合库平银1800多万两。和“息借商款”不同的是，清政府的对外债借款要求立刻兑现，为此，不惜接受巨大的折扣。拿到手的钱，第一次是借款总额的94%，后一次只有89%。不过，尽管折扣很高，这两次外债借款较多地用在了防务和购买军械上面，成为中央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可供支配的主要财源。
日本为战争准备的钱款在2亿日元以上，折合中国库平银1.4亿两以上。其中，发行公债筹款占半数以上，这和清政府筹款的效率、额度，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清朝的战时军费都是临时凑出的，完全是“临时抱佛脚”。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曾经说：“北洋常年额支各款，向仰给于他省，随到随用，毫无积蓄。一旦有事，征兵购械，无非临时猝办，事难费增，数倍于平日”。军务都是十万火急的事，这种体制又怎么应付战争呢？
东方历史评论：在1894年，清政府的收支状况如何？中央和地方的状况有无差别？
李文杰：在清朝的财政体制中，并没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划分，从理论上来说，一切的岁入和支出，都要由户部来统筹。不过，传统财政概念中的“起运”“存留”可以大概看作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所谓的“起运”，就是地方州县征收钱粮交给省级布政使，等候户部拨用的部分，其中，一部分起解到部，供京城开销，另一部分则是根据户部指令，协拨其他省份；相对应地，“存留”就是地方州县征收钱粮，扣留本地，供经费支出的部分。“起运”“存留”的比例，由户部统一调节斟酌，他们会根据形势需要，调整两者的比例。各省布政使根据户部指令，统计出入数据，上报奏销。所以，我们说的清政府的岁入，大体上可等于各省岁入的总和，但是这些岁入的绝大部分，被地方存留，或者协拨到别的省份，是不会解送到部库听候调拨的。这就使得国家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能从国库中动用的机动款项非常少。
还有一个就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户部要求各省将钱粮“协拨”其他省份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困难，督抚会借口本省用度大，特殊情况多，将钱款截留下来自己用。在战时，甚至将过境的协饷给截留下来。中央政府的调度，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灵活。
东方历史评论：债务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发行债券的效果是否成功？
李文杰：1894年举办的国债内容比较复杂，各地区情况也不一样。
按照户部的设想，是想向银号、票号、商人借款，来应付甲午战争的财政困局。从1894年9月28号户部上奏开办“息借商款”，到第二年的4月28号奉旨停借，大概七个月时间，户部给皇帝的奏折上说，各省陆续上报的借款总额共有库平银1200万两左右，同时，户部让各省上报借款的“已收数量”。所以很显然，1200万两的数字并不是实际的筹款数。我们以广东省为例，他们上报的数据是500万两，位居各省之首，但实际上，广东只卖出了270万两的债券。如果按照广东的例子去推测，息借商款最后收到的实际银两，肯定远不到1000万两，并且它们绝大多数并没有直接用在战争上，因为4月17号《马关条约》已经签署，战争也完结了，户部居然不知道各省究竟收了多少钱，当然更谈不上去使用这些钱。从筹款目的也就是应对战争需要来看，借款是不成功的。
那么，是不是说这次内债发行就失败了？也不能完全这样讲。以刚刚提到的广东省为例。在户部上奏办理“息借商款”之后不久，两广总督上报说，本省可以筹款500万两。当然，这只不过是在上谕的催促之下给出的计划借款数。随后，广东当局就委托粤海关税务司发行“息借商款”的债券。他们的具体做法是，让广东布政使司和外人控制的粤海关税务司签订合同，委托税务司来管理这次借款的债券发行。粤海关税务司为此准备了总额500万两的债券，每张面额250两。债券的年利息是8.4%，每张债券都由粤海关税务司签字盖印，表示信用。粤海关定期从关税中拿出一部分，按六个月一期的间隔，偿还债券的利息，每期也抽签偿还一部分债券的本金，六年后还完所有的债券本息。最后，粤海关税务司卖出了270多万两的债券。
由于广东官方第一次出面这么做，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债券究竟能不能兑现，加上刚开始卖的时候有点向商人强制的意思，后面债券发行停得又很突然，所以人们对这个债券并没有信心，不认为这个债券能够按照最先的章程来兑现本息。结果，当年债券贬值很快。不过，由于粤海关税务司严格履行六个月一期还息的承诺，债券本息得到如期的偿付，这个债券很快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价值也就迅速回升了。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自己投资购买的债券能够按期收到利息，到时间可以收回本钱，他当然愿意继续去买。这样一来，政府的信用也就树立起来了，人们愿意借钱给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讲，广东的息借商款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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