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车站，灯火闪耀，人流如梭。应招去鞍钢的青年们陆续赶来了。在候车室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个圆脸短发，举止大方的女青年，脚穿白球鞋，身着绿绒衣，肩上扛的行李包上挂着个篮球，胸前还用手托一只很漂亮的黑紫色彩釉陶瓷罐。她那模样儿与其说是个青年，不如说像个篮球运动员。她刚把东西放好，坐在椅子上，就看见一个身量不高，敞着蓝布衣襟的小伙子，挑着行李兴冲冲地走过来。他没戴帽子，一头浓黑的盖住了前额的短发，像“刘海儿”似的。他在对面椅子上放下行李，刚坐下，一抬头看见了对面的女青年，上下打量一眼，忽然站起来说：“果然是你呀——杨华！”
女青年深感蹊跷，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是谁呢？她还在愣神，小伙子走过来说明原委：
“我在招工花名册上看到‘杨华’两个字，估摸就是你，真没猜错。”
“那你……”她还没想起他是谁。
“你忘了？你们望城二中女子篮球队到我们农场打球，我还……”“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团山湖农场的拖拉机手，对吧？”她见他点点头，又说，“哎呀，你们农场真不够意思，女队员不够手了，竟让你这个男队员跟我们打，真不像话！”
讲起那场球，他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场球赛结束后，当时二中女队员们对雷锋的替补上场议论纷纷。孙姐对她们做了解释，并介绍说他是个孤儿，旧社会受了不少苦，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和政府把他拉扯大的，现在是有名的拖拉机手……转眼才几个月，杨华竟把他给忘了。那场球赛终场时她和雷锋还握过手开过玩笑呢……
杨华很高兴在即将远离家乡的时候遇到一位熟人。使她不解的是，鞍钢这次招工多半招的是乡镇待业青年，像雷锋这样有工作而且工作很好的人，为什么也要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北方去？闲谈之中她说出了这个想法。雷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嘛。再说，我这个人打球都不服输，你想想，为祖国去炼钢，你们刚毕业的女学生都舍得离开家，我能甘心落后吗？”他拍了拍杨华带的篮球，“二中球队还有谁来啦？”
“就我一个人。她们都舍不得离开家。”
“你家住在哪里？”
“铜官镇。”
“啊，出陶瓷的好地方。”
张建文赶到候车室来了。他的情绪有些懊丧，坐在雷锋身边一言不发。经雷锋追问，他才说他母亲病了，新婚的妻子拉后腿，若不是想到雷锋，他就不来了。
“那你还去不去？”雷锋关切地问，“伯母病得很重吗？”
张建文说：“既然报了名，就不能打退堂鼓。妈妈的病家里有人照顾，你放心吧。”
这时，同车北上的新伙伴们陆续到齐了。家住市内的人多半都有亲人来送行。在雷锋他们对面就站着一位母亲，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对跟前一个留着短辫的姑娘嘱咐着什么。那姑娘眼圈都哭红了，不断地喃喃着：“你回去吧，回去吧……”可那母亲舍不得离开女儿，就那样默默无言地站着。雷锋走过去亲热地叫了声大娘，说：“天黑了，路不好走，女儿让你回去就回去吧。您放心，我们这么多人一路走，会互相帮助的……”老人到底让他给劝回去了，姑娘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鞍钢招工小组的一个同志，站在椅子上宣布了旅途注意事项和编组名单。雷锋被指定为第三组组长。组员有张建文、杨华等二十多人。其中还有两名女同志，一个叫易珍——就是刚刚送走了母亲，脸颊上还挂着泪珠的姑娘；另一个叫张棋，梳着两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是个眉眼清秀的乡下姑娘。有个男青年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像是送行的，又像同路的。
雷锋和本小组的伙伴一一打过招呼，逐个分发了车票和旅途生活费，然后看看张棋和易珍，想了想，便对杨华小声说：
“咱们小姐就三个女同志，上了车你对她们两个要多关照些，好吗？”
杨华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故意和他戏谑道：“我又不是组长，为什么让我关照她们？你这个组长是干什么的呀？”
雷锋说：“反正我把你们三个编在一个小组，你就是组长。”
杨华莞尔一笑，心想，瞧他多有办法，我说我不是组长，他就“任命”我当个小小组长。
检票铃声一响，雷锋招呼本组人员排队进站台。杨华不辜负雷锋的委托，帮助小易背好了行装。张棋有那位男青年帮忙，用不着别人再去帮忙了。雷锋让三个女同志排在小组最前边。他照护着小组人员依次进了站台以后，便挑着行李蹭蹭地跑到大家前面去了。杨华以为他准是想先上车给小组的人多占几个座位。没想到他跑到车门口，不仅没立即上车，反而一耸肩撂下行李担，就扬手招呼本组的人。接着，他一面清点本小组上车的人数，一面帮助大家往车上搬递笨重的行装。杨华挤上车以后，凭她打篮球的敏捷动作，转身就把自己的背包、网袋、篮球往靠近车门的几个座位上一放，立即喊张棋和小易过来坐。帮助张棋拿东西的那个小伙子，刚要转身坐在杨华身边的空座位上，杨华急忙摆摆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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