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来，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目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帖。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三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了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一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已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你蹑手蹑脚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脚地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已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样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自己。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我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止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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