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谁都听到了。走廊上的客人们都静了一霎。
此后贺叔叔却和我成了真的长辈和晚辈。时而从学校回来，听听我父母的争吵，洗洗澡（那时只有在相当级别的旅馆才有非公共的浴室）。或看一会儿电视。电视也是奢华玩意儿，因此我们从不在乎什么节目。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突然回头，见我爸爸眼睛鼓起瞪着墙壁，手里握的那杆蘸水笔染得他手指头全黑了，他一直在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一阵绞紧的感觉扼在我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我爸爸的写作如此漠不关心了呢？我很小很小时，它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爸爸的写作。我那么孤独的童年，仅仅因为我不能够把朋友带到家来放声说话和笑，不能不在他们进门前压低嗓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说：嘘！我爸爸在写作。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写作的父亲如此麻木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从他完成了上方指派的那个电影剧本之后，这一年，他在苦苦地写什么。
仅是在偶然回眸中，我看见一个早衰的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后脑勺已裸露，伏在案前。我偶然发现这个已老的人是自己的父亲。长久长久地佝偻伏案，使他颇高的身体中出现了一种矮小。头发并没有白许多，而相比之下，贺叔叔的白发是那样一种年轻。
这一年，我完全没在意他。我带了女同学们来洗澡，和宋峻谈笑，就随他去坐牢一样地坐，随他桌角上的稿垛高起来，烟缸空了又满。
我一向对我爸爸那种不近情理的怜惜突然回来了。我声音很轻地问：爸爸，你在写什么？
他回头看，认出是我。又把头转向墙壁。什么也没回答。他的后背出现烦躁。他原以为此境界中只有他一人。
我有点尴尬。大家都要下台阶，我只好说：是长篇小说吧？
他回答，嗯。非常勉强，好像给顶外行又顶热心的人问着了，快些报答一下他的好心与愚蠢，好让他及早闭嘴。
我说：我说呢！你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呀？
他就像不再听见我说话。
我明白我不该再多说什么，却又来一句：嘿，现在有句时髦话，爸你知道吗，叫作“打捞失去的时光”。
他一下子站起身，但没有看我。匆匆在桌上看一下，端起茶杯，把冷茶泼进马桶里，一边微微清理喉咙，泡了一杯新茶。照例地，开水溅得哪里都是。他背驼得厉害多了，整个人看上去那么累。
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淳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地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的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的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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