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问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拱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作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问：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三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有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己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她一边激昂陈词，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做得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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