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自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硌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我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
我发现瓜蛋儿硌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忌。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忌过。怎么可能妒忌？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忌。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的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平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工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作：戴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干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作“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儿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文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的歹人们有任何关系。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帮子上，叮嘱几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1969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做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才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患者那样突然失语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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