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皇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嗝、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人们在食堂一面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头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俯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沓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土，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一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羞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入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香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上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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