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行，谢谢。
是吗？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谢谢。你看上去也挺好。
这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摆的吗？这儿，把巧克力埋在沙盘里了。她几岁？
比那时的我大一点。健壮多了。那些年里，我飞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贺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会同爸爸一同回家来。只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县长，在一个一夜火车之距的遥远陌生的城镇。只知道贺叔叔不露面的时候是去妻子那儿探亲了。我妈早已不拿贺叔叔当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只热水袋继续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发冷已深得原谅。他还是伸展双腿从栅栏上一迈而过，直接把我的脑袋搂进怀里，揉一阵。他身心中有那样的快乐。
我必须先告诉你贺叔叔这个人。
我讲过，他个子很大。他玩笑说那是乞来的百家饭催的。他腿上、脚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着我的手指，去碰过它们。他巨大的一只手把我八岁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细的食指在外面，使劲而轻微地触碰那浮雕般的伤痕，然后看着我半是恐怖半是恶心的满足。他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碴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
对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页是写他的：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成了小说家；他不识字时编的打油诗常常被刊在鲁豫解放区的油印小报上。后来打油诗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我印象中的贺叔叔是个太阳。喝多酒他会讲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军的小兵还偷行军干粮给他仍在乞讨的母亲送去。他会忽然一口乡音，眼神温存哀婉。
贺叔叔一生中唯一亲手动笔写的小说《紫槐》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是这么猜想。是个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罪恶和优美的故事，我会在某一天好好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与爸爸低声谈话的贺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个举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之中。
贺叔叔和爸爸经常那样低声交谈。有时爸爸在绝望辩解时，贺叔叔会从他方正的衣袋里抽出一叠纸，然后用手指戳点这处那处同爸爸说着。我以后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杂文，叫作《儿不嫌母丑》。“儿”与“母”的关系，喻指公民和政党。“儿”可以接受丑陋的“母亲”，但绝不容忍她的堕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彻底散开，希望彻底破灭。
我一生对我爸的同情都源于此刻。
我十一岁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种朋友。
在贺叔叔同我爸熟识之前，他还在省委负责宣传。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也显得性感，以我现在已有了情场世故的眼光去看。权力之一是审查每个作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言论。政治言论恶劣的，叫作右派。爸爸那篇《儿不嫌母丑》，尽管语气温良诙谐，但底蕴一目了然，那样的敌意和杀伤力。危险的天赋，在我爸体内。加上爸爸的血统和背景，以及1948年问世于上海的嘲讽短剧。
你已经知道了，会有什么前景。
叫作“反右倾”运动，举国动员。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贺叔叔一手接过核审的。贺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种奇异的兴趣。是有陈腐学究家谱的人与草莽秀才之间带一点点猎奇的尊敬。
贺叔叔把那份置我爸于死地的案卷暂搁下来。搁在他抽屉底层，许多天不去开那抽屉。忘却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个政治徒刑缓期而使我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残延。这残延是痛苦的。盼望侥幸也等待诛灭，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烟的雾障中蹚来蹚去。一夜惊醒，见爸妈对坐在昏天黑地里，结伴等待贺叔叔红笔一挥，定个死活。再次醒来，见爸爸弓着腰，飞快抖动腕子在写字。妈妈看着他写，把早就冷掉的热水袋贴在苍黄的脸颊上。爸爸在给贺叔叔写信，写了几十张又忽然决定不写了，写讫的也叫妈妈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烧。遥遥地传来早班车的声音，爸写下一行字，请贺一骑有空来吃晚饭。就这样回到我们那个开头，那个晚宴。
我在想贺叔叔的首次登场。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铜像一样的前额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谁来赴晚宴。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权力的三十岁男人正将他的影响渗进我们的日子，我们本来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写正楷，不知道贺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来。走过办公楼门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过电影宣传牌楼，上面是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一行大红字：“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五周年”。再走过一大堆烂芦席，那是一条街的大字报栏给台风刮倒，被堆放在这里，下起雨大字报沤化开，周围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红墨的大小水洼，再往里，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识分子”。巨大雕像矗立在凹字形办公楼所形成的院子里，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没有阳光。有时看见娇小的王琛白满头石膏屑，趴在脚手架上开山凿石般朝雕像挥榔头。都知道它是将要矗立于博物馆门前的工、农、兵之中，因此从来没人认真注视它的进化。贺叔叔想必是站下来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吓一大跳地叫道：“贺书记！”他才笑笑离开。王琛白想必是追着贺叔叔的背影问：“你看怎么样？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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