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者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狼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的眼睛很像婴儿，大、干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呼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掺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像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交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精神荡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荡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荡悠。
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发着愁似的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课改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之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一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了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去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五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
“二十页。”他说，“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二十页怎么行？还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语言。”
进来了四个学生，帕切克看看表，对教室里统共五个人说：“上课了。”
有人对如此空旷的教室不安了，小声打听着什么。帕切克却从椅子上站起，就那么高高立在椅子上。我们五个学生飞快传了个眼色，不知他在玩什么。终于他说话了。
“我恨透了教书，最好你们都走光，我就不用教书了！可以回家去，写我的小说。写到水没了、电没了，房东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说完，反正会完！教书是绝境中的生路，因为有它，什么也完不了！你们都走吧，为什么不呢？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班取消了，对我说：这是你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六百块。一条生路多便宜啊……”
他这样站在椅子上，像个演讲的年轻法西斯。是在对第一节课后就没再回来的人发情绪呢，还是在牢骚系里给他的低薪？系里的一半师资是代课教师，多是些穷文人、小作家。他们的合同是一学期一学期签；学期终了，他们从来没把握是否拿到下学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骚、委屈，担忧上他课的人太少系里因而会取消这节课，也没必要站在椅子上。站椅子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
“你们都走吧，”他又说，“都走吧！”
没有人出一声。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们上课。你们谁读过梅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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