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Hi，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银灰色的奔驰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奔驰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三十二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六十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儿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根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他钻出车门，跑到另一侧，为我打开车门。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缀着仿皮尔·卡丹的一块牌子。他叫了一声，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脑子一番急速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启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他说：“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
我说：“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我们需要彼此合得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不亚于他。他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
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
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dump。自卸卡车倾倒垃圾，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以机械形式也好，以生理形式也好。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因为他在婚姻之前狠爱了我一阵。就叫他M吧，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不费事，也时尚。
亚当看出我的处境：离婚、失业、穷困潦倒。总之是给处理过的。我需要这笔钱。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想找到对他的理解，对他这类人。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他说：“我是黛茜。”
“你是黛茜？”我想，人们已经开始疯了。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成功。
“有什么区别？”多明戈嗓音说，“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是这样，明天上午十点，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从那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听着，他开银灰色奔驰500。你呢？”
我说红色大衣。
“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有你的电话吗？”
“有，641-6060，黛茜。”
已经好玩起来了。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
五分钟后，车开过一幢大房子。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又过五分钟，他指着另一幢房院，也是他的，同样的著名设计。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五幢房子看下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停下。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百分之百免脂的牛奶，不含糖的甜味素。我要了杯真咖啡，加真奶、真糖。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个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
后来我证实了，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
我们开了不少路，到湖边喝咖啡。有湖水看，我们不必看彼此。定金之类的数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稍有分歧，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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