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家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
我说：“流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点点头。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委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他那么爱他的工作。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点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股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状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生素。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俯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首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我估计他被触动了。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喜欢无出路咖啡馆请大家收藏：(m.75zw.com)无出路咖啡馆起舞中文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