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宅子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吭，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的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作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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