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脸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台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依赖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电话了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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