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唯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眸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头俯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打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利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五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讯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吁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制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子。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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