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地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及。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忸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吗？！”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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