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象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痛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查理信”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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