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融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脑子里给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用四个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七零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21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融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