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废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那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式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中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中。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中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荡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镚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
“当然当然。不过，在学院刊物上发表，并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说。
“得承认并没有太多人能在学院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小说。”我笑眯眯地说。声音并不强劲，有一点暧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过一次午餐。那是三个月前了。午餐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次文学聚会。他为自己的殷勤打着哈哈开脱，说一个我这样的遥远国度来的外宾可以使那场聚会去掉些省份气、本地气，增加些国际性。我忘了我胡诌了些什么托词，只记得从那以后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当好的典范到课堂上去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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