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福特突然停在路边，里昂对我一摆下巴：下车。他拉开车门，下了车，我在完全没有自觉意识的情形下复制了跟他不差分毫的机敏和快捷。我所有的知觉只够感觉里昂紧攥着我的手。他手心的冰冷从一层羊皮手套的那一边传到我手心上。
我不久发现和里昂已在一家咖啡馆里。昏暗的灯光使每个桌上的人都成了密谋者。我和他侧着身体穿过桌腿和人腿。朦胧中感觉所有的人都对里昂不陌生，给予他知情者的会心微笑或会意一瞥。空气中有股廉价的菜汤气味，比我们餐馆的汤更廉价。奶油蚌肉汤，或者蔬菜通心粉鸡汤，不然就是豌豆汤。廉价到这程度，气味就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刚才的疾跑。我和里昂窜得贼快，如同一对手拉手的兔子。寒冷就在那段飞跑中被我们摆脱了，连同警察们。
里昂看看我，苍白的脸上有了浅红的微笑。“嘿，行啊你。”
我笑笑。“那车怎么办？”我问。
“现在它正落在警察手里。他们正在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有四年前买的车保险。噢，还有一打罚单。起码有一打。”
“他们接着会对你怎样？”
里昂耸耸肩。他把这个美国式动作做得非常忧郁、非常低调，因而有一点优美在其中。这个动作原是可以被人做得天差地别。就像芭蕾，每人都把一套规范动作做成自己的版本。里昂就那样轻轻一耸肩，把一帮子凶猛庞大的芝加哥警察得罪了。这个耸肩的动作之所以有一点优美是因为它很配里昂。
“他们会把老福特拖走吗？”
“很可能。假如他们算算费用，认为还合算的话，就会叫辆拖车来把它拖走。我反正不会去交罚款。所有罚单加在一块儿，比车值的钱多好几倍。”
我想着熊头熊脑的警察们围着缴获来的老福特打转，看看它的深灰色身躯处处疮疤，靠近车轮的地方，铁皮锈得血肉模糊，溃烂失形。他们为它居然能挪动感到惊讶，为能驾着它在他们眼皮下飞窜的里昂感到佩服。他们最终抄走了车号和某张罚款上的地址和一切有关里昂的资料，心里完全明白里昂是最痛快得起的那类人；里昂惹得起所有人，包括有着大明星声望的芝加哥警察。
这时我发现我的手仍在里昂手里。两个手温度都很高。我觉得手和手握在一块儿可以是没什么含义的，这个国家的男人女人不加细究地接吻、拥抱，因为没有含义而毫无负担。如果我现在猛一抽手（或轻轻一抽手）含义就来了：我和他都会对手拉手这个无邪的动作追究，会觉得必须为这个动作命名，为此动作对我们自己做个交代。
里昂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幅画。我见他睫毛挺着锋芒，朝向这幅没什么道理的画。他这样看它，我便有硬要去看它的道理了。半分钟之后我突然看出，它是王阿花的作品。一些色块，一些笔触，然后一朵玲珑剔透的殷蓝的鸢尾花和一只香槟酒杯，上端碎裂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根细弱的杯颈和脆薄至极的杯座。
这样，我们手拉手这桩事便更没了道理，对于我们自己更是无从交代了。
一个侍应生过来对里昂说：“王阿花和海青昨天晚上来过。”
里昂朝这个讲标准芝加哥英语的亚洲小伙子看一眼。他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这样淡，表示：“我听见了。我知道了。”
侍应生又说：“两个人？”他看见里昂拉着我的手。
里昂的左手从右胸的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我们一会儿就走。那里面有大麻。”
侍应生把我们领到一张小桌边。这桌可以安置四个人，已有两人在下围棋，棋盘上的沙场正是难解难分。俩人正在你死我活，因此对他们不合理侵占的空间表现出绝对的无辜。
我和里昂试图在他们余下的有限空间坐下来。里昂问我会不会下中国围棋。我说我哪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里昂不去听我话里的不赞同，只告诉我他和王阿花就在下围棋的时候认识的。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但他面孔上明明没任何意思。他将我的手搁在他膝头上，他自己的手按在上面。我的手在皮手套和他手掌的覆盖下开始出汗。他的眼睛看着棋盘。侍应生端来两杯加冰块的白水和四十块钱钞票，里昂一概不理会，眼睛和全副精神都在那盘棋上。
“里昂，你和王阿花谁赢谁？”我问他。
他说：“嗯？”
他转过脸，看着我。我本想把话再重复一遍，可又一想，还是拉倒。
他看着我，等待我再问他一遍。
我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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