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 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唯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 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支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势，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重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附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啰唆？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忸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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