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 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 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 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疚：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那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是如此的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