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眼看出我的美好误会，马上说：“唉，不是写那种奶油音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看上去像是听门德尔松的那种人，或者威尔第。”
我说他过高估计我的品位了。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说眼下我最喜欢没音乐，喜欢耳朵里清静。我问他到底是搞哪一类音乐的，他指的奶油音乐范畴怎样划，他却打听起我的行当来。
没等我回答，他说：“你要真是学文学的，你可惨了，连在地铁站里拉拉琴，挣个小钱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呢？是不是在地铁里拉琴挣小钱？”
“过去干过，好多年前了，”他看出我松了口气，接着说，“贪图那点儿小钱，把琴都拉坏了，变成了油条。”
他看着灯光之外的黑暗，又说：“学文学？拿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学，除非你嫁个阔佬儿。嫁了阔佬儿别说学文学，学哲学都行。”
我说：“你看，出路不是有了？”
“你的男朋友是阔佬吗？就是你在车上给他写信的那个？”他眼里有损我的意思。
“他不是我男朋友。”
里昂搂住我的姿势变得很僵。
我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怎么样？可以供你学哲学吗？”
“学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两样是不用学的。尤其用不着嫁个阔佬儿去学。”
“他不是阔佬儿。”
“跟我比人人都是阔佬。”他笑笑，既温情又自豪。那是他对音乐的温情，是由于自己能对音乐如此钟爱而产生的自豪。
我看着他精细的侧面轮廓：他欠缺营养的面色，他有上顿没下顿的细长身板，心想，他还认为我惨呢。
在站外空旷的停车场上，他要我和他来回走动，免得冻死。他告诉我千万别寄希望于他的朋友，他们至少要给他一小时的罪受，才会姗姗出现。这一小时不错，足够我们混熟。他可以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他的音乐，或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说他父亲是天津人，童年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他的一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迁移美国的。谈到这些，他似乎拿不出劲头，能省略的全省略。我非常想把话题转向他的女朋友。我的兴致不够单纯，不是那种纯粹的无聊。我似乎感到一丝不好受，而我吃不准我妒忌什么。
他却说：“你一会儿就见到她了。”
“你们怎么分手了呢？”我装得自然活泼，没心没肺。
他很生硬地突然陷入沉默。我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你不想说没关系。”
我和他闷着走了一个来回。我受不住这沉闷，同一个大致是陌生人的男性相依相偎，又谁也不理谁，气氛很古怪。
我说：“喂，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
他说：“要听。”他这么老实巴交，我出声地笑起来。
“你能猜到我过去干过什么吗？”
他站下来，转身正面看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想，这女人穿得这么规矩，肯定是个护士，要不就是个会计。”
我说：“你肯定会想，她这么土。”
他笑起来，他确实在心里用的是“土”这个字眼儿。
“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还好，气质还好，穿着方面，我可以劝劝她……”
我说：“噢，像你们这样，穿得脏兮兮的，就艺术了？”
“我当时还想，这女人走路背挺那么直，像大兵操演。”
“还有什么像大兵？”
“我从来没接触过大兵。”他说着，手又搭回我肩上。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他的脊梁找着风口。他和我离得近极了，相互的呼吸都受些拘束。他说：这样你还冷吗？我摇摇头，看见他的马尾辫梢给风吹得很乱。我大体上估算出了他的年龄：他与我该是同龄。
我说：“我当过大兵。”
他看我一眼，没把它当真。他刚才说我像大兵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可能性排除了。
“真的，当了四年大兵。”
“是吗？一定是奶油兵。”他还是不拿它当真。同不少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实在当不了别的才去当兵。他笑着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当军官了。”
“有意思，”他说，“挺有趣。”
“你不信？”
“我信。”
“我手枪打得特准，也打过卡宾枪。上过前线，搬过尸体，喝过钢盔里煮的鸡汤。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干过。”
他看看我，意思是：就你？！
“我还发现了一个快死的伤兵，下巴被打没了，爬满了红蚂蚁。怎么样，不是奶油兵吧？”我感觉他搂在我肩上的手松懈了不少，我奇怪自己竟让这个叫里昂的人了解我这么多，连安德烈都不知道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我是特别信任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还是在虚张声势，好让他明白我是可以张牙舞爪的，一旦他动了什么不良脑筋，收拾我可不怎么省力。假如我对他的坦白是出于信任，我又是哪里来的这份信任呢？
只因为他和我同是黄皮肤黑头发？同样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所干的是什么艺术？同样在挣扎着付房租吃饱饭，从而可以从事一种无聊，从而把这无聊当作高贵的情操？……这个荒寂的深夜，给了我们天涯沦落的假象。这假象掩去了我们彼此陌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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