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的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更果断、更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了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是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地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着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们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经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捕我，而我却一直以为是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以及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入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这简直是个未知数。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像猎物般乞怜的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过分了。因为信任便是压力，再邪恶的动物在信任的压力之下，多半不会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轻信使这个黑衣男子绝不敢占我便宜。
他笑笑：“你这么害怕？”他认真起来，打算为我独当一面了。“下车你跟着我就是了，”他说，“其实我们这样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他连续用着“我们”。穷光蛋识辨穷光蛋总有好眼力。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一上车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儿找到了认同感的原因。
车这时向前踉跄了一下，又向后来个趔趄，不动了。喇叭里传出口齿不清的声音：“终点站到了……别忘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诸位。”
我忽然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必然有场悲惨的失散，至少得有个名字去开始广漠的苦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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