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戴维斯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问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道，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的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面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影影绰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条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声音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都像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枚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地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妆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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