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料到毛娅有那么大劲，居然又从马背上挣扎下来，跌爬着往那男人身边靠。叔叔命令道：“她私自逃离集体，你们都上，把她抢回班里。”
“来不及了！”毛娅边退缩边从男人衣袋里慌里慌张亮出一方鲜红的纸。大家一看全没了动作。
“我们有证！有证！”毛娅双腿跪在不知死活的男人身边。那张红纸铁证如山地确立了她与这男人、这块土地再也割不断的关系，她无情而多情地把自己舍给了他、它们。
没想到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叔叔想，早知道不该打他，要不就干脆打死。这样可能对毛娅不利。毛娅与男人一跪一躺，大家都觉得这造型有点惨，又有点滑稽。毛娅感到她们在远去，嘚嘚的马蹄一匹匹从她心脏上踏过。她的心跳变成了马蹄的音色。
她们走了很远，见毛娅追上来。毛娅绿中透红的新衣显得过分肥大，那身子竟小得可怜巴巴。“等一下……”她喊道，“办婚礼那天，你们都来啊……”人们第一次发现毛娅是个声音甜美的姑娘。“都来啊……”渐渐她追不上了，也不再追了，孤零零立在无着无落的草地上。“都来啊……”她嗓子像笛音，像歌，像呼救。
从毛娅嫁给当地牧工开始，知青与牧工再也没有打过架，双方都阴气沉沉地缄默下来。领导们松了口气。这个心地单纯的扁脸大眼姑娘实质上起了一次历史性作用，近似于古时的和番。她被奖励了一份较好的工作，到职工小学二年级教民族孩子汉语。她牛高马大的丈夫就坐在教室头一排座位上。头一天她兴致勃勃地提问他，他一站起来便拱塌了面前的土坯课桌。以后她再不敢在课堂上提问他，因为他每答错一个问题，回家就把她揍一顿。她也不敢批改他的作业本，因为他每写错一个字，她就得挨一巴掌。有天，她在教室门上发现一张字条：毛老师我高乎你。她猜很久也猜不懂“高乎你”是什么意思。字条的大致意思是威胁她：再也不准来教课。
晚上睡觉她小心翼翼问丈夫：“你写的‘高乎’是什么？”丈夫踢她一脚说：“我高乎你不准再当老师，回家给我生娃娃。”原来“高乎”是“告诉”。于是她“高乎”他，她肚里已有了个娃娃，让他揍她时千万仔细。
毛娅穿着湖绿色衬衫、翻着红运动衫领子，外面又裹件暗红色袍子。我一见她，就感到我没写清她的装束，也没写清她的表情和心理。她的脸基本是麻木的，好比休克的人。她的头发脏了，被细密的白头屑弄得发灰。我请她进屋，她谦卑地笑笑说：“许多天忙得顾不上洗脸，再说天天跟牛羊打交道的人本来就脏。”我的诚恳最终使她怯怯地走进来，却不坐椅子，一盘腿坐在了地上，把怀孕的大腹搁在腿上。新娘嫁衣还未脱下，肚里已是第二个娃娃了，她告诉我：“我晓得内地在宣传计划生育了，把男的女的都动员去骟。我幸亏嫁给了少数民族，怀一个就能生一个，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她又得意又忧虑地对我说。
这时又走进来一个人，她一进来毛娅就掩鼻，并对我使了个眼色：像这样的草地老妪你不必计较她的味。后来的老妇人一盘腿，坐在了毛娅对面。她嘟囔说：“和丈夫一打架就相互烧衣服烧裤子。”我一看，她果然赤脚光腿，大概浑身只裹件袍子。
然后我告诉毛娅，这就是她多年后的形象。毛娅呆了，看着多年后的自己——经过多次生育、流产、哺乳的老女人——从怀里捧出个死婴。婴儿小极了，托在手中像托了只大青蛙。她说是她带孩子们到城里看病，住在过去的知青朋友家，她怕婴儿闹人，无意中用被子闷死了他。她讲着八十年代的事，毛娅怎么也不敢相信十年后自己变得如此可怕。她凑近老女人去看，渐渐认识了，那正是她自己。
从此你别再指望从我这里听到毛娅的消息，既然她把自己作为一粒种子深埋了。
牧马班新增补了好几个姑娘，因为马群越来越大了。现在已是十来个人，唱起歌或读起语录来，声音嗡嗡的，吃饭前排队也是长长一列，学习时围坐便偌大一圈。现在她们围坐着，又窘又怕，见沈红霞从军装兜里慢慢拿出一封信。沈红霞依旧温和，这就更使她们抬不起头来。
这些姑娘是一年前来的。
到牧马班的第一个月她们学会骑马和露天吃饭遍野解手，那时她们爱上这种新奇的生活。半年后她们学会熬夜、追马，那时她们口是心非地说她们更爱牧马班了。又过一阵，她们所有裤子的裆处都磨得又薄又光亮，在私下里便开始谈论草地以外的生活。
比如那个云母矿，在那里剥云母的女知青路过她们的驻地，总给她们看一些稀罕玩意。比如卷头发的卷子，能通电发热的梳子，用这种梳子能把两只辫梢搞成蓬松的两个球。有次她们还带来一张电影广告，说内地演样板戏已不多了。最让她们兴奋的是一条军绿裙子，告诉她们：现在城里到处能看见穿这种军服裙的姑娘。某天，两个姑娘背靠背解手时说：“内地女子开始穿裙子了，你说臊不臊？”另一个说：“要是喊一二三，大家一齐穿，我也敢。”又过一阵，她们发现许多天来大家都在想同一件事，于是就联合一致地行动起来。那阵正好沈红霞为一件紧急事情去了省城，临走时微笑着对每个人轻声说：“好好干。”她们全都听懂了她的话，她实际上是说：最近你们干得很差劲。她们突然意识到她的温和与微笑正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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