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德勒。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我说来过两三次。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细察的话，这家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一旦有了新名字、新身份，我们会自新的。自新的我们，会对新身份的来由失忆，或者，当一个玩笑，偶然提及。新身份下的我们有多少新的事务去忙？安家立业，置房产，选家具，生孩子……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祖母为你做的那条床罩。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浜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福州路上的妓女们开始上班了，彼得和我手牵手，仍然不时让妓女们撞撞肩，碰碰屁股，或者甩一两句俏皮话。彼得看着这个妓女比电线杆还多的地方，目瞪口呆。
此刻正是“夕阳西逝，怒马东来”的辰光，外滩和江西路各大楼里闷了一天的男人们不守法规，开车的，乘马车的，一齐杀向福州路来寻欢作乐。
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短一点，薄一点……杰克布护照上那张相片，也是在我操控下照的，我也像现在一样，亲自下手。那时是仿照彼得重造杰克布，现在是仿照杰克布再造彼得。
九点钟，我们回到静安寺大街。一条大街上有许多家舞厅。大华舞厅的舞女是上过小学甚至初中的，会初级英文。我向彼得介绍一家家舞厅的特色，从杰克布这个活的“上海娱乐大全”那里获得的一知半解，我此刻毫无保留地贩给了彼得。
彼得和我先在酒吧的高凳上坐下来。舞女们还在热身，表情和动作都还有些腼腆。喝了两杯红葡萄酒的彼得有点浪漫了，不再那么神经质。
菲律宾乐师们把《蓝色多瑙河》奏出了热带风情，一个舞女发出高音阶的大笑，气氛悦浪起来。
彼得的长腿从高凳上戳在地板上，看着我：可以吗，亲爱的？所有绅士都用这句话把他们的女伴邀下舞池。
杰克布会说：你会请我跳个舞吗？或者：我才不会跟你跳舞呢！一面说着，已经一把将我拉下了舞池。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就开始浑身不安分，已经舞起来，舞着舞着就已经在舞池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舞得形单影只，一把扯下个舞伴，再一看，这舞伴是我。这就是我们咯咯笑着，放浪形骸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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